产业集群的互动是区域经济过程中一个十分显著的经济现象。在关注两者互动关系之前,学术界对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进行了深入的专门[1-8]。随着的不断深入和“集聚经济”现象在后发国家更大范围的出现与,学术界逐渐关注并初步了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在过程中的互动现象。在早期,多数都关注到了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两者其一在过程中对另一者的重要作用[9-11]。之后,一些学者主要运用外部性理论、集聚经济理论等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从多个角度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郑勇军等(2002)认为,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之间主要通过专业市场的需求集聚效应以及产业集群的供给集聚效应进行互动。陆立军等(2008)利用外部性理论论证了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互动主要表现在前者对后者的带动与提升,以及后者对前者的支撑作用两个方面[12]。此外,许多者将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形成了一批具有较强现实意义的成果。例如,李晶(2004)通过对湖北汉正街都市工业区的论证了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之间互动的成因及表现形式[13]。陆立军等(2006)通过对义乌经济社会历程的跟踪,认为一个以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市场为核心的跨区域分工协作网络——“义乌商圈”已初步形成,“义乌商圈”的产业支撑区域和市场销售区域之间具有较为明显的互动关系[12]。然而,现有对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互动机理的初步,大都是基于主流经济学范式的理论阐释与应用,忽视了两者互动形成与的历史演化过程,也较少关注两者互动过程中相互依存、相互适应的共同演化特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流经济学出现了理论范式危机[14],经济学分析呈现出从“均衡世界”向“演化世界”的趋势[15],主流经济学的“最优化”、“均衡”范式不断得到改造,演化经济学分析范式得以形成并不断①。此外,随着理论的进一步深入,演化经济学者逐渐认识到并更加强调个体与个体、个体与、个体与系统、系统与系统等不同层次主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的共同演化特征及其过程,共同演化的理论范式、模型及分析工具不断出现与[16-19]。共同演化分析范式强调经济系统的多层级反馈式互动,认为一个互动者的适应性变化可通过影响另一个互动者的适应行为而改变其演化轨迹[15],后者的变化又会进一步制约或促进前者的变化,并由此形成共同演化的反馈环(Feedback Loop)。由此,基于共同演化范式及技术工具的经济社会系统互动获得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源泉,无疑,全面而准确的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机理,也应致力于基于两者共演型互动的理论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实证分析。为此,本文在构建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多层级多阶段共演型互动理论分析框架、模型以及进行仿真模拟的基础上,结合“义乌商圈”的历程,理论与实证地揭示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之间互动的普遍规律与特殊演化机制②。
二、理论分析
在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互动过程中,任一要素的适应性变化,任一的适应性调整与阶段性转换,都将改变其他要素、、系统的演化路径与功能,而这一变化结果又通过正负反馈机制影响前者的演化方向,从而形成了一种多层级多阶段共演型互动的逻辑过程。
(一)多层级多阶段共演型互动的内涵与外延
依据复杂适应性系统理论,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分属两个具有不同特征和动力机制,但又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的动态复杂系统。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多层级多阶段共演型互动是指两者在长期的演化互动过程中,通过市场知识与企业家认知、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等多种知识的增长扩散(复制),要素及其系统之间的创新模仿(变异),以及系统与系统、要素与要素、要素与之间的相互选择过程(选择),形成各要素之间、要素与系统之间多层级因果关联、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的共同演化过程及结构。同时,这种多层级共演型互动又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互动的不同阶段,互动的主导性层级不同,要素、以及系统在不同互动阶段具有不同的共同演化能级,并以此推动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层级与阶段的跃迁与转换。
在演化经济学看来,系统外延本身处于不断演化之中。随着网络、以及社会经济的,任何系统的外延都不仅是有形的人或物之间关系的联结,而且是一个可无限扩展的无形网络,其外延具有相当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因此,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互动结构,也绝非仅限于市场经营户或企业等联结而成的有限空间封闭结构,而是一个随着电子商务等逐渐,“聚爆”而成的、可扩展的无限网络。在此意义上,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结构是一个不断调整、随机性不断增强的动态网络,其内部的各种要素之间、系统之间依据一定的市场和集群演化方式,在多样性中不断选择,在异质性学习创新中共同演绎两者的动态互动。
(二)多层级多阶段共演型互动的结构与过程
依据各类实体互动的对象与范围,本文将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多层级共同演化的互动主体分为三类:其一,异质的微观实体。它们既遵循一定的规则行事,又具有有限的能动性。例如,对于市场经营户来说,它们是一个个异质而又按照惯例化行为运行的“互动者”,在互动的不同阶段,携带“市场知识”的市场经营户在微观层级发挥着向企业家认知转化的作用。其二,中观主体。它是由微观实体与其外部构成的层级主体。例如,在产业集群内的企业与企业间,相互学习与合作的、外部市场以及社会、知识、政策等构成了一个较高层级的互动层级。其三,宏观系统主体。即由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两大系统生发的共演型互动主体。由此,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生发了一个包括微观层级、中观层级和宏观系统层级的,多层级共演型互动的跃迁过程及其逻辑结构。
在微观层级上,市场经营户、企业、金融机构、培训机构、创新中心、政府及中介机构等各类实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适应,构成了共同演化的微观层级互动主体。例如,金融机构通过与市场和集群内各种经济实体的合作,在自身功能不断完备、服务质量不断提升等“自演化”的同时,也改变着其他实体的演化路径,实现微观实体间的共同演化。微观层级互动主体的选择具有一定的系统随机特征,而这往往与互动的程度密切相关,随着确定程度的变化,相关主体的合作伙伴的数量或频率必然出现变化,而这又必然增强选择互动主体的随机性。
在中观层级上,各个主体与其所处的各种(制度、政策、文化、产业、科技、市场竞争等)构成了一个中级层次的互动结构。例如,市场经营户通过与竞争对手的竞合,一方面使得双方共同演化,另一方面又带来自身所处的变化,而的变化反过来又推进其对经营战略与市场进
行适应性调整。
在宏观系统层级上,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之间构成了最高层级的共演型互动结构,形成了微观、中观与宏观三个层级共同演化的更为复杂和高级的系统性互动过程与结构。例如,需求偏好改变促使专业市场整体系统演化,宏观层级的互动机制将使产业集群依据需求的变化进行整体性的适应调整,而这又给专业市场带来新的变化,从而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
(三)多层级多阶段共演型互动的动力机制
经济系统的共同演化之所以能自我实现,是由于系统能够通过多种局部联系在遭遇大量外部干扰的情况下进行自组织,而自组织的实现离不开系统所内生的一整套动力机制[20]。
1.知识增长扩散机制
弗罗门(1994)认为,经济演化是认知主体的知识增长过程[21]。在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共演型互动中,知识的增长扩散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实现:其一,专业市场上的经营户等主体不断积累“市场知识”,并通过多层级互动完成由“市场知识”到“企业家认知”的转化。这一过程中,市场主体在微观层级互动中积累“市场知识”,并在中观层级的互动中依据外部变化,适时将“市场知识”扩散到产业集群中。反过来,这又正反馈于市场主体“市场知识”累积与转换的速度和路径,从而改变系统的知识容量。其二,企业家将市场和集群内的知识进行有目的性的整合或编码,同时在日常的接触中交流储存隐含类知识,并在适当的时机将其再编码,最后通过企业家之间、企业家与商户之间等各个层级的互动,将这些知识扩散到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之中,促进知识量的增长与类型的转变。不过,以上两种渠道的转换依赖于外部的变化及相关条件的改善,例如当产业相对稳定,而知识流动的渠道相对顺畅时,这种知识的增长与扩散就会较为快速、顺利地进行。
2.学习机制
学习是有限能动主体依据变化适应性地对“惯例”进行“搜寻”的过程[21]。“搜寻”包括创新与模仿两个方面,前者改变原有的惯例,建立新技术和组织;后者则对创新进行适应性模仿,以获取模仿利益。因此,依据学习的自主性,可将其分为试探性、创新性与模仿性三种:试探性学习一般发生在互动形成初期。由于的高度不确定,加上尚未形成领导型的企业或市场主体,所以,各个主体只能依据自身实力作出非需求导向的创新,创新具有明显的试探特征;创新性学习一般发生于互动的成长阶段,这时无论是市场主体还是企业,都将创新视为重要的竞争战略。通过创新,创新主体获得创新收益,因而此阶段的创新性学习有利于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互动,而多层级互动机制又必然会进一步促进创新在更大范围内得到组织和实施;模仿性学习则较常发生于互动的后期。在该阶段,创新行为被普遍的模仿所“排斥”,而模仿较易获得利益。一旦有企业将创新性产品投向专业市场,大量的市场主体就会低成本地竞相模仿经营此类产品,并通过微观互动渠道,将对这种产品的需求传导到相关产业集群,从而导致该创新产品的过度生产与市场饱和。可见,采取何种互动学习方式,与互动的阶段及专利保护制度密切相关。
3.选择机制
市场选择、社会选择与权威选择构成了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过程中对产品、知识、网络联结、组织架构等的选择机制。大量市场经营户和企业之间的竞争构成了竞争选择,对产品或创新成果进行市场竞争性选择。社会选择是企业家之间、企业家与市场经营户以及其他主体之间,在社会性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观念性力量。例如,企业家往往与相关专业市场有着较为密切的历史渊源,在市场上的频繁交往与接触,决定了企业家的学习模式、管理理念及市场战略。那些已经起自身网络的大企业,由于已经付出了大量的社会网络投资,因而也就不会轻易放弃专业市场的销售、展示平台,而有意识地调整和与专业市场的关系,实现两者的多层级互动。权威性选择机制是指由政府主导的战略、相关政策等对两者互动关系的重要影响。这种作用的明显表现是许多专业市场在其初期就受到政府的积极引导,此后又逐渐形成本地的产业集群。
(四)多层级多阶段共演型互动的模式及阶段特征
依据上述理论分析,无论是动力机制,还是互动的主体、路径和速度都与共演型互动的阶段及模式密切相关。例如,在不同的阶段,互动的学习机制、选择机制都有差异,由此形成了不同的互动模式。经济演化过程是有限能动主体无知与有知地共同演化而成的[22],因此考察选择互动主体的随机性特征,有助于较好地认识“无知与目的性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及其模式。借鉴Watts(1999)对网络结构类型的三分法[23],本文运用微观主体选择互动对象的随机概率表征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共演型互动模式,据此得出互动的阶段划分及其特征,如图1、表1所示。
图1 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多层级多阶段共同演化互动的逻辑过程
在此,本文用参数P描述互动者对互动对象的随机选择概率。P=0指互动对象是完全固定的,互动者仅同有限的几个对象合作,且关系十分稳定,这种现象往往出现在互动者刚刚进入市场或某一产业集群时。由于在形成初期,市场、产业高度不确定,导致互动者不会轻易变更业已形成的合作关系,而往往只与几个有限的合作伙伴建立相对稳定的互动关系。因此,此种共演型互动是一种有规则互动模式,相应的互动阶段处于较早的萌芽形成期。在这一时期,由于缺乏广泛的网络关系,微观主体仅与具有相同能级的其他微观主体进行互动,因此对中观的影响不会很大,宏观互动层级则无从谈起。由于是有规则的互动,此时互动者的市场知识相当有限,而且多以行业通用知识为主,而专用知识很少。这一时期,尽管互动者的学习热情日益高涨,但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他们的学习主要是一种经验积累式的试探性学习。在该阶段,政府的引导作用不可或缺,规划与较多的政策扶持表明政府的权威选择机制十分重要,而市场竞争程度虽然也在上升,但毕竟尚未成为主要的选择机制。中小型市场经营户受潜在利润的引导,逐渐进入该市场领域,此外,随着市场需求的逐步集聚,专业市场以及与之密切联系的产业集群的创新潜力也逐步显现。
当P∈(0,1)时,共演型互动的随机性增强,但尚未达到完全随机的程度。这种模式表明,随着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关系的加深,两者的互动逐渐步入成长阶段,微观主体之间的互动对象也不再限于先前有限的几个,而开始积极构建自己的互动网络;互动的层级也从微观跃迁到中观,企业、市场经营户等互动者的演化行为对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相应的,包括制度、技术在内的变量对各类实体的反馈效
益也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创新性学习开始成为互动过程中主要的学习方式,市场与集群的创新潜力进一步显现。此外,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网络结构,促进了互动者之间各类知识的转化与积累,知识创新也日趋加快,行业的专用知识进一步增多,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市场与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部分大企业凭借长期的知识积累,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在其周边逐渐形成了一个与中小市场经营户以及企业紧密相连的协作网络。在这一时期,市场选择与社会选择的力量开始加强,竞争性力量与企业家之间社会性网络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政府权威选择的内涵却发生了转换,它逐渐以改善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互动为己任,注重优化制度、政策、创新与交易。
当P=1时,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步入了相对成熟稳定的再阶段,实现了互动者之间全面的多层级互动。尽管这时的互动完全是随机的,但已起很成熟的互动网络结构,因此市场知识与企业家认知之间的知识转换异常迅速,尤其是微观主体的专用知识进一步增加,知识的可编码化程度很高。然而,随着市场和企业的步入成熟阶段,市场竞争更为严峻,创新的市场风险也增加了。所以,此时知识的高流动性与分散性难以促进创新增加。相反,模仿行为却容易发生。面对这种情况,创新潜力变弱,因此尤需加强干预,将创新的外部收益内化为创新者的内部收益,防止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间的互动陷入创新停滞陷阱。为此,政府在这一阶段应适时转变思路与战略,有效引导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在更高水平上的创新,促进二者在共演型互动中转型。
至此,本文构建了一个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多层级多阶段共演型互动的逻辑体系(如图1所示)。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是微观、中观和宏观层级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的共同演化式互动过程,不同的互动层级在不同的互动阶段具有各自不同的地位与功能,阶段的转换是一个互动层级的融合与跃迁过程。如果互动层级由于某些内外部原因无法实现阶段性的跃迁和融合,这时互动就会走向中断(如图1虚线所示),这也是国内部分区域性的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双双走向衰弱和停滞的重要原因。而互动层级能否顺利实现阶段性的跃迁与融合,这既取决于政府等外部力量的有效引导,更与多层级共演型互动所内生的知识增长扩散机制、学习机制等动力机制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密切相关③。
三、模型及仿真模拟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框架,本文在借鉴并改造、Cowan et al.(2004)[19]和黄凯南(2007)[15]的知识增长扩散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共演型互动的简化模型,并利用仿真模拟技术,对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加以检验。
(一)相关假设
1.假设知识增长扩散过程包括微观层级互动者的知识增长扩散以及系统性知识(中观和宏观层级互动)增长扩散两个过程。
2.共演型互动系统中有N个异质性的微观互动者,(t)是微观互动者i在t时刻所拥有的知识存量,每个微观互动者与n个其他微观互动者直接进行互动。
3.互动者的学习过程包括创新与模仿两个方面,创新能导致互动者知识存量的增加,模仿也能导致互动者知识存量的增加。此外,互动者实施模仿后的二次创新引致互动者知识存量的再增加,这是一个循环反馈的过程。假设创新引致型知识存量增长系数为a,模仿引致型知识存量增长系数为b。在此基础上,互动者的创新潜力系数为σ。
4.如前所述,微观互动者之间互动的随机概率为P,P∈[0,1]。
5.共演型互动中,存在微观互动者的进入、退出过程。进入、退出的决策,由互动者知识存量与系统平均知识水平AV(t)决定。互动者进入系数为α,退出系数为β。
(二)模型
经历学习过程的微观互动者i在t时刻结束时的知识增量,由以下方程组表征:
(三)赋值
依据上述理论分析框架及模型,本文以微观互动者的互动随机概率为逻辑值,仿真模拟检验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互动模式及其阶段特征。假设有200个微观互动者,每个互动者直接与20个其他互动者进行互动。同时,赋值P=0、P=0.3以及P=1,表征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共演型互动的三个时期即萌芽形成期、成长期、成熟再期。根据本文理论框架,各期相应赋值如表2所示。例如,当P=0时,处于互动萌芽形成期,此时创新潜力很大,所以σ取最大值5。然而,该阶段的实际创新能力较弱,因此a∈[0,0.05],b∈[0,0.05]。与此同时,较高的知识增长预期吸引众多潜在互动者进入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互动系统中,所以α∈[0.8,1];相反此时的退出率较低,β∈[0,0.05]。此外,假定微观互动者的初始知识存量区间为[10,50]。
(四)仿真模拟检验
仿真模拟结果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及其模型(如图2-图5所示)。无论对于微观互动者,还是宏观系统性互动来说,当互动随机概率介于0和1之间,即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处于成长期时,知识增长扩散的速率都最高。在该阶段,快速的知识转换和增长率促进了市场主体“市场知识”的增长,同时这种知识又被快速转换为企业家认知,从而使产业集群得以快速;这时创新性学习是互动者的主要学习模式,互动系统的创新潜力因而也较大。正是在这一时期,产业集群中的大企业大量出现,众多中小企业和市场主体围绕大企业进行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的互动合作,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互动出现了正反馈效应主导的良好态势。在这种态势下,市场与产业集群的选择与机制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随着互动过程的成长与,市场竞争加剧与互动者网络结构的逐步完善,市场选择与社会选择机制的重要性突现;另一方面,政府权威选择的内涵与功能也发生根本性地转换,从而要求政府优化互动的制度、政策、技术、市场交易,进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知识与企业家知识互相转换的效率。
此外,不难发现,当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处于有规则互动的萌芽形成期和随机互动的成熟再期时,仿真模拟结果也支持了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例如,在互动成熟再期,知识增长与创新的速率开始放缓,互动系统中的创新行为减少,而模仿增加,互动系统面临着诸多“创新陷阱”,这十分不利于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共演型互动式创新,因而创新潜力也开始下降。面对这种情况,专业
市场与产业集群的共演型互动需要通过强有力的外部干预,以拓展空间,按照市场规律引导大型生产、商贸企业跨区域、跨行业以及跨国界融合与,推进两者互动模式的转型再,从而实现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所支撑的区域经济“聚爆”式。
四、案例分析:多层级多阶段共演型互动的“义乌商圈”
义乌是一个地处浙江中部的县级市,区位和资源优势都不明显。然而,经过三十多年的,一个以义乌小商品城市场为核心,产品销售区域与产业支撑区域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多层级多阶段共同演化互动的跨区域分工协作网络——“义乌商圈”已初步形成[12]④。
(一)多层级多阶段共演型互动:“义乌商圈”演进的内在机理与核心过程
从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的视角分析,“义乌商圈”的形成与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互动的萌芽形成与“义乌商圈”的孕育期(1982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
经历了第一代小商品市场(1982年)到第四代小商品市场(1992年)的,“前店后厂”成为这一时期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的萌芽形式,分散的作坊式企业与市场内有限的几个经营户合作,出现了初始的微观层级互动。一方面,市场的促进了小规模家庭工业的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分散的生产者源源不断地向专业市场提供价廉商品,有力地支撑市场的形成与累积性。市场经营户和家庭工业由于面临较为不确定的市场进入,因而主要采取试探性的知识学习方式,市场知识向产业专用知识的转换较为缓慢,因此在这一时期,不可能出现集群企业的快速诞生与成长,专业市场的产品来源也是面向全省、全国各地的。互动层级的跃升预示着该阶段的创新潜力很大,也正因此,较高的创新收益预期吸引了较多的潜在进入者加盟市场,而一些较殷实的市场经营者开始进入创新收益更大的产业领域,从而为下一阶段的共演型互动奠定了良好基础。在这一时期,政府不但主导建设、扩大了有形市场,而且也通过有关政策措施日渐规范市场服务管理体系,从而有效发挥了政府的权威选择机制对专业市场的导入作用⑤。因此,基于义乌专业市场与本地产业的初级合作,市场与中小企业联动的初始框架开始萌芽,“义乌商圈”处于重要的孕育期。
2.互动的成长与“义乌商圈”的形成期(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
随着四代一期、二期市场的陆续建设与发挥功能,义乌逐渐形成了篁园、宾王两大市场群,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微观主体的选择范围与互动的灵活性、随机性也由此扩大与增强,微观互动者逐渐与市场体系内的众多经营户进行合作,互动者成为外部的积极塑造者。同时,外部政策、技术等变量对互动者的影响开始加大,互动者与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关系逐步增强,互动层级逐渐由较为初级的经营主体间的微观互动向中观层级互动跃迁,以“中国小商品城”市场为核心的义乌专业市场群与产业集群的共演型互动进入中间型的成长期。此外,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义乌本地和周边逐渐形成市场导向的各种制造业集群,一些在专业市场上打拼多年的实力型商户开始投资产业领域⑥,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之间的多层级互动日益生成并强劲⑦。
这一时期,政府的战略规划与引导作用同样功不可没,它与企业家社会网络和市场竞争发挥了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互动选择功能。1994年,义乌市委、市政府果断提出了实施“引商转工”、“以商促工”、“工商联动”的战略与思路,引导一大批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经商大户,迅速转向与市场关联度较高的轻工产品生产,从而及时、有效地促进了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互动⑧。与此同时,通过优化政策、培育市场体系、健全市场管理机制、实行市场“管办分离”、组建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等举措,进一步为市场交易活动提供稳定规范、公正透明、可预期的制度和体制框架,有力地推动了市场。此外,通过实施优惠政策扶持企业,优化城乡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有效地推进了市场与产业集群的共演型互动。
在这一时期,随着大企业的出现,产业与市场组织结构的优化,创新式学习成为主要的学习模式,知识快速转换为企业家认知,丰富而灵活的社会网络结构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市场上产品种类、质量的改善,促使市场与产业集群的共演型互动稳定。此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是,随着互动随机性与空间范围的扩大,义乌市场体系与产业支撑区域开始向更为广阔的周边地区、包括省外乃至国外扩展,导致“义乌商圈”逐步形成并不断。
3.互动的成熟再与“义乌商圈”的转型拓展期(新世纪初至今)
随着微观层级互动向多层级互动跃迁,以及交易空间范围进一步扩大,义乌市场与产业集群的共演型互动步入随机性更强的成熟再期,“义乌商圈”面临着进一步的机遇与挑战。在这一时期,随着第五代小商品市场即国际商贸城一期、二期、三期有形市场相继建成,小商品制造业集群、市场服务性(会展、博览会、电子商务、等)产业集群⑨ 迅猛,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相互支持,共促共进,两者互动的空间更趋跨区域、国际化、网络化,互动范围和层级大为提升,导致“义乌商圈”稳定并日趋成熟⑩。与此同时,尽管在政府的有力支持与引导下,包括“义乌指数”等在内的信息平台建设、互动主体多层级网络的构建,知识增长与扩散加速,但由于互动系统内创新性学习与模仿性学习并存(11),这使创新激励问题成为这一时期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由此相对应的人才引进、技术创新、企业现代管理制度等问题也逐一“突现”。所以,在这一新的更趋成熟的互动期,“义乌商圈”要想取得更为广阔的前景,就迫切需要走向以国际化、现代化、创新化为主要内容和特征的转型之路(12)。
(二)基于多层级多阶段共演型互动的“义乌商圈”转型提升
1.以国际化为战略目标,推动“义乌商圈”的共同演化互动系统由微观向中观、宏观,乃至国际层级跃迁。如上所述,专业市场与产业群共同演化互动是“义乌商圈”的内在核心过程,“义乌商圈”的提升和拓展必然要求互动层次的跃升与高端转化,从而实现义乌市场、本地产业集群、周边产业集群以及更广泛区域产业集群的多层级相互作用,并最终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跃升,分享国际分工的利益。国际化拓展的“义乌商圈”,必将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带来了更多高等级的生产者、消费者以及更前沿的消费观念、管理理念、技术创新方式、小商品经营模式,从而有助于更广泛地重组“义乌商圈”所联系的小商品的产业分工和销售体系。同样,国际化也将使义乌有机会把自身的消费观念和理念传达给世界,拓展“义乌商圈”的外延,挖掘“义乌商圈”的深度,从而使义乌市场
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强化,并使之成为世界性的小商品设计、研发、流通中心之一。
2.以现代化为战略重点,提升“义乌商圈”的水平,推动“义乌商圈”由形成阶段推向转型拓展阶段,进而建立现代化的产业市场网络。理论分析表明,“义乌商圈”的演进是一个由孕育期、形成期向转型拓展期自然历史演化的过程,因此,“义乌商圈”由当前的形成阶段向更高水平的转型拓展阶段演化是必然选择。为此,力争经过10余年的,通过不断的政策创新、企业管理创新,促使市场交易方式、企业组织方式、产业组织结构向现代市场交易模式、契约网络化企业交易方式以及多样化经济结构转变,同时,通过重点集聚现代服务业、电子商务等现代信息手段建设新型专业市场体系,从而将义乌建设成为一个现代产业体系高度发达,新型专业市场体系成熟,现代社会结构稳定化融合,公共服务体系高效运转的现代化的“义乌商圈”内核区,不断提升“义乌商圈”的现代化水平与效率。
3.以创新化为战略环节和动力,提升“义乌商圈”的质量,推动其模式由投资、要素驱动向含金量更高的创新财富驱动升级演进。如上所述,学习机制始终是微观主体进而整个系统演进的主要动力,在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创新学习模式。当前,“义乌商圈”的经济共同演化过程主要由要素与投资驱动,市场与产业的投资协同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上述演化阶段与层级的变迁,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以及财富增长效应在内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式应成为“义乌商圈”转型拓展的主要驱动力,由此推动其向着更为高端与可持续的方向演进。
五、结论
本文基于共同演化分析范式,以“义乌商圈”为案例,对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互动机理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由此可得出如下结论:(1)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之间是一种多层级多阶段共同演化的动态互动关系,主流经济学“最优化”、“均衡”概念的分析范式难以全面而准确地分析两者互动的历史演化过程,因此共同演化分析范式成为两者互动机理的重要理论创新。(2)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之间的多层级多阶段共演型互动,是一个建立在微观、中观与宏观三个层级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相互适应基础上的复杂过程;不同层级的互动者在产品、知识、创新等多个方面开展合作,他们的适应性行为不断地改变着自身,同时也改变着市场与集群的互动,反过来这又促使他们改变自己的适应性行为,从而生成了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多层级共演型互动过程。(3)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互动具有一般系统演化的动力机制,知识增长与扩散机制、学习机制以及选择机制等协同作用的结果驱动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的模式从有规则、中间型向随机性转换,由此促使两者的互动过程经历了萌芽期、成长期到成熟期的转换和跃迁。在不同的互动阶段,占主导地位的互动层级能否完成阶段性的融合与跃迁,决定着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多层级共演型互动的过程和结果。(4)“义乌商圈”作为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多层级多阶段共同演化的案例,在不同的互动阶段,具有不同的互动特征与模式。当前,能否在国际化、现代化与创新化的转型之路上继续推动“义乌商圈”提升,既取决于政府等外部力量的有效干预,更决定于多层级互动系统内生共演型的适应性,以及互动层级与阶段转换的稳定能力。
本文从经济社会系统协同演化的角度深入分析了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这两大区域性经济系统之间的互动过程及内在机理,从而为有关专业市场、产业集群以及两者相互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与范式,进而为后续有关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初步构建了一个演化动力学基础上的分析框架,这也许是本文对以往的一个创新与拓展。同时,在实践意义上,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企业及其集群一方面要充分重视和利用与相关专业市场之间的协同,另一方面要格外注意两者互动的阶段,并根据互动的阶段性特征与水平采取有区别的差异性市场联动发作,切忌盲目跟从和追随领导型企业的市场与行动;与此同时,政府也要密切关注区域性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互动的条件与阶段性特征,有选择和有重点地推行专业市场战略、企业集群培育战略,平衡政府权威政策和市场化措施对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互动的干预时机、力度,切忌短期行为和直接干预,注重优化两者协同演化互动的和条件。
收稿日期:2010-11-19 修回日期:2011-05-13
注释:
① 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系统的演进是一个由新奇事物不断创生而引起结构变迁的历史演化过程。演化经济学运用生物进化论的“遗传、变异、选择”范式,隐喻式地经济社会系统的演化过程。它用“遗传”类比经济社会系统中惯例的复制与扩散,“变异”对应于新奇创生,而“选择”则是对新奇事物的保留与否过程及其结果。
② 从实际观察中不难发现,并非所有的地区性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之间都形成了互动关系,在某些特定的区域,两者之间的联系甚至相当微弱,更谈不上具备“强联系”特征的互动关系了。为了理论分析的适用性与有效性,本文仅那些已形成了较为明显和成熟互动关系的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之间的互动机理。
③ 如图1所示,能否在成熟再阶段推动互动的转型提升,非常关键的一点是能否实现互动层级的外延式跃迁,引导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走向具有更高适应性的国际化阶段,促进企业、市场经营主体等要素在更广阔的交易和创新空间内互动式合作与,从而实现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多层级共演型互动的跨越式提升。
④ 以小商品市场为核心的义乌专业市场集群极大地带动了本地现代服务业集群(会展、现代、电子商务等)、本地及周边、甚至外省的小商品制造业集群迅速形成并壮大。反过来,产业集群的又正反馈于专业市场集群,推动专业市场的进一步,从而实现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共演型互动,促进两者向规模化、专业化、国际化方向演进。据统计,截至2009年12月,义乌市域有工业企业2.5万余家,形成了20个特色鲜明、创新能力强、引领国内外潮流、具有世界市场影响力的小商品制造产业,如饰品、服装、袜业、拉链、工艺品、玩具、化妆品、文化用品等。此外,浙江中西部、浙江全省乃至省外、国外的市场与产业要素参与了这种跨区域、国际化的共演型互动过程。
⑤ 这一时期,义乌市政府主要通过以下几方面政策措施支持和引导了专业市场及其与产集群的萌芽式互动:(1)“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2)开放城乡商品市场,积极建设市场基础设施,协调解决市场用地和资金信贷问题;(3)改革工商体制;(4)制定相关扶持政策,扶持鼓励市场专业户和重点户,积极培育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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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⑥ 例如,义乌当前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大企业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市场进入到产业投资领域的,如浪莎袜业(1995年)、三鼎织造(1994年)、芬利集团(1994年)、新光饰品(1995年)、王斌集团(1994年)、梦娜袜业(1994年)等。这些大企业分工协作集群,一方面为市场输入了大量质优价廉的产品,有效地支持并引领了市场的进一步扩展。同时,专业市场的共享式销售平台不仅为义乌本地产业的成长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销售渠道,也有利于本地大企业以较低的交易成本组织分工协作网络,促进自身跨越式。
⑦ 义乌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多层级互动式,促进了两者量的扩张与质的提升。例如,据统计,2002年义乌的工业总产值和“中国小商品城”成交额分别是1992年的10.82倍与11.2倍。
⑧ 经过这段关键时期,在政府的引导与支持下,义乌本地出现了以义乌经济开发区为核心的各类企业集聚区,从而为市场与集群的多层级互动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平台。截至2002年10月,形成了以义乌经济开发区为核心,12大特色产业园、义西南以及义东北两大工业带多极带动的产业集群体系。
⑨ 目前,义乌共有小商品、文化产品、产品、森林产品博览会四个国家级展会,以及五金博览会、玩具展、礼品展等40多个与本地产业高度关联的专业展会,这些展示型集群在促进中外客商与市场有效互动的同时,也有效地沟通了跨区域产业集群与义乌市场的流通渠道,不断地拓展着“义乌商圈”。
⑩ 时至今日,义乌不但形成了众多政府主导型的工业区、产业园区、开发区等产业集聚区,集聚区内的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集群与各类专业市场进行多层级互动,而且一个以来料加工、中间贸易、展示贸易、市场或集群区外投资、产品代理销售和推介等方式扩展而成的跨区域产业与市场分工协作互动式网络——“义乌商圈”日趋成熟,进一步推动了义乌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多层级共演型互动与跃迁。
(11) 2009年本课题组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义乌,产品每月无更新的商户仅占19.82%,而81.18%的商户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产品更新,但是,这种更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企业模仿其他企业后的二次创新。
(12) 据统计,从2001年到2008年,义乌工业产值与市场成交额分别增长了3.08倍和2.26倍,这一组数据较前一互动阶段相应数值的增长幅度有所放缓,这符合本文关于互动成熟再阶段的相关结论,也预示了“义乌商圈”进一步转型与的必要性与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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