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社会经济过程中，政府承担着通过制度供给、政策实施、市场监管及提供公共产品等途径实现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均衡、协调、可持续的责任。中国的农村和农业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而国际经验也表明，工业和城市到一定阶段后对农业和农村进行反哺是普遍规律。因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政府对农村的进行反哺，既出于城乡均衡的道义约束，又符合客观规律。回顾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及实施过程可见，各级政府做出了积极反应，以完善公共产品供给为核心的反哺政策产生了显著的效果。
    关于新农村建设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赵德余(2007)认为政府毫无疑义应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推动者”。政府的作用路径则体现于反哺行为中扩大公共财政在农村的覆盖面和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目标是实现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公平享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洪银兴，2007)。从实践措施看，政府反哺主要是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提供政策、资金、技术直至制度创新，由县乡两级政府组织实施(朱四海，2005)。政府对新农村建设的反哺行为是在目前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日益深化的中进行。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基本职能，概言之有两点：一是提供市场规则；二是保证社会公平，特别是实施有效的再分配政策(徐乐宾，2005)。因而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政府一方面要为经济运行及社会创造必要的外部，引导、调控市场经济的运行；另一方面，在非排他性及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供给领域，政府还扮演着公共经济活动承担者的角色，通过供给公共产品和完善政策，对新农村建设进行反哺。从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政府反哺的实施效果看，在农村规划、公共产品供给等领域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存在的问题更值得关注。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要通过行政命令来推动，容易导致农村居民对公共产品需求与政府供给间的供求失衡甚至结构上的偏差。而在公共产品供给的选择上，则表现为政府热衷于投资那些可收费的准公共产品，而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纯公共产品往往得不到重视(贾康，2006)。同时，强调政府调控和引导农村，并不意味着政府完全替代市场和社会力量。只有恰当界分政府和市场、社会的边界，政府才能真正找准调控和引导农业农村的着力点，形成政策的累积效应(郁建兴，2009)。但在实践过程中，基层政府出于政绩考核的考虑及私利偏好，无视农民的真实需求，过多参与到新农村建设的具体过程中，影响了建设效率。
    对政府反哺行为实践效果的观察可以发现，尽管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的建设原则已经成为共识，政府也做出积极的反哺行动，但政府主导的反哺领域、行为边界及实施路径等尚处于变革与模糊状态。新农村建设推进过程中频频出现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及“逼农民上楼”现象，导致了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困惑与迷茫，甚至对政府行为不信任与无期待。这一困局传递了一种信号：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作为主导者的反哺行为，应当有其作用边界及有效路径，既不能“寡情薄义”，对农村缺乏必要的公共产品供给；也不能“越俎代庖”，无视农民的真实需求及市场参与效率而过多参与其中。否则，政府的反哺行为就会发生“失灵”，损害农民的主体性地位，或者降低市场参与效率，影响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反哺的有效性。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对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政府反哺失灵的表现、产生原因及影响进行分析，并探讨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反哺效率提升的路径。
    二、政府反哺失灵的表现
    新农村建设推进过程中，政府作为反哺者角色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供给农村公共产品及优化农村政策方面。受区域结构差异性、时序阶段变动性及受哺与行为对象不一致性、反哺实施机制效率差异性等的影响，农村公共产品及政策需求往往表现为以下几点：政府反哺供给的公共产品和政策与反哺对象的水平、资源禀赋、生活需求等相一致；既注重初始开发投入，又重视后续的建设与维护，依据不同阶段农村需求提供持续性的反哺支持；与反哺对象的真实需求意愿相一致的公共产品供给与政策；创造有利于政府反哺供给与市场效率有机结合的反哺机制。
    受农村公共产品及政策需求特点的影响，政府反哺失灵主要表现在两方面：(1)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政策出现规模性不足，以及与区域结构、时序阶段需求不相匹配的结构性偏差，称之为政府反哺缺失。(2)政府的反哺行为违背受哺对象的真实意愿，以及过多参与市场运营效率更高的反哺环节，称之为反哺越界。因而，政府的反哺行为面临着上下的作用边界，低于下边界的反哺缺失与超过上边界的反哺越界均属于典型的政府反哺失灵行为。
    (一)反哺缺失的表现
    政府反哺行为是否存在缺失，判断的标准在于政府反哺能否切实有效地实现公共产品服务的有效供给并产生积极效用。反哺缺失现阶段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受我国城乡结构、结构及资源禀赋等因素的影响，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农村面临着巨大的公共产品供给缺口，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政府行为受其自身水平的限制，出现公共产品供给规模不足的反哺缺失；另一方面，现阶段我国公共产品集中、统一、自上而下的供给模式，与现阶段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差异性、多样性特点之间的矛盾，导致政府反哺供给与新农村建设需求结构不匹配，出现反哺缺失。
    就现阶段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反哺的效果而言，一方面，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推广服务、农产品质量监测等政府反哺领域未形成长效机制。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06年本村举办过农业技术讲座的村比重为53.2％，通过“加农户”的方式生产、销售农产品的村比重为10.6％，有农业技术人员的村比重为20.8％；农村教育、医疗、保障等社会公共事业与城市存在显著差距，农村道路、房屋、消费品等硬件建设的支持力度大，而教育、文化、保障等软件建设则相对缺乏，农村饮水安全及垃圾处理等生活公共设施未形成稳定持续的建设机制。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农村常住户登记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比重为57.3％，全国有行医资格证书医生的村比重为76.1％，饮用水经过集中净化处理的村比重为24.5％，有幼儿园、托儿所的村比重为30.2％，有农民业余文化组织的村比重为15.1％①。另一方面，从城乡差距及区域农村差距看，不同农村之间、农村与城镇之间的差距持续存在，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资源禀赋及就业结构等诸因素的影响，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贫困居民迫切需求更广阔的机会。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指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政府反哺的效果。由图1可知，从1997年开始，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差距呈现持续拉大趋势，而各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离散系数则显示，不同省份之间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由1998年的最低值逐年上升，2006年新农村建设战略提出产生了较显著的效果，离散系数开始下

降，但仍然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通过有效的政府反哺缩小不同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依然面临着挑战。
   
    数据来源：根据《2010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
    图1　1993-2009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各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变动情况
    (二)反哺越界的表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公共服务职能而不是经济建设职能。林万龙(2007)分析表明，县乡政府参与经济建设而形成的债务比重是最大的，反映了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强烈偏好。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强烈偏好导致公共产品供给出现结构性偏差，不但造成非经济建设领域反哺不足，更重要的是政府过度参与经济活动领域造成市场效率损失，反哺效率大打折扣。政府反哺越界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地方政府未能全面深刻掌握新农村建设内涵，仅出于政绩偏好而简单地把新农村建设看作是村容村貌改善。大量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成为政府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超越了村容村貌改善在新农村建设中应占有的分量。其次，政府涉农部门过多参与到准公共物品的供给领域，特别是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领域，实质上损害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价格形成与产品分配等领域的效率，影响了新农村建设的效果。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业农村相关主管部门在投入上的思维和行为越来越倾向于以部门利益最大化为主要取向，而地方政府涉农部门则实际上致力于争取上级政府投入和招商引资来获得利益分配(温铁军，2010)。这种以部门利益最大化为行动取向的反哺行为，不可避免地会诱使政府涉农部门过度参与市场运行，损害市场主体的运营效率。再次，反哺过程中置农民的真实意愿和农村社会规律于不顾，简单效仿与盲目推进，难以取得实质性的反哺效果，甚至伤害农民利益，对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产生负面影响。2010年全国各地愈演愈烈的强迫农民“上楼”现象，是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和农村土地整治的政策空间中，借新农村建设的名义违背农村规律的冒进行动。这一现象集中展现了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的政府反哺越界行为，增减挂钩与土地整治的行为逻辑在于通过资源整合及效率提升来推动城乡，地方政府将目标过度集中于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违背农民的真实需求意愿与农村的规律。
    三、政府反哺失灵的原因
    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反哺政策是否具备执行条件的判断标准，不仅在于逻辑推理是否合理，更重要的是要取决于政策是否与社会规律相符，是否与作用对象的真实意愿相容。相符则有实践的价值，相容才有实践的效果。政府反哺的缺失与越界行为，是未遵循社会规律并与作用对象的真实意愿相左的结果。具体的产生原因可通过政府失灵的相关理论及中国财政体制特点进行分析。
    (一)政府行为失灵的制约
    对政府反哺行为实施的流程进行分析，反哺失灵的产生主要源于三点：反哺行为实施中政府供给与农民需求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反哺行为实施中政府的政绩偏好和私利动机；反哺行为实施中政府对农民在反哺中的响应行为缺乏全面准确的预期。
    首先，信息不对称导致政府反哺失灵的作用机理在于，不同区域农村基础与建设水平差别巨大，农民需求各有不同，这就决定了不同区域的新农村建设是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的。政府反哺行为的实施，特别是实施前对作用对象的基础性条件、建设及农民需求等缺少足够的信息沟通，采用“一刀切”的反哺行为，或者简单地模仿发达地区的模式，必然导致反哺行为与作用对象的真实条件不匹配，或者与当地居民的理性选择相异。一方面，政府对农民的真实需求信息掌握不充分，可能导致当地农民迫切需求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发生反哺缺失行为。现阶段，多数农民处于对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内容缺乏全面理解的状态，受基层政府政策诱导的影响深刻，而且真实需求信息向政府反馈的渠道匮乏，因而更容易产生反哺缺失。另一方面，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往往容易导致基层政府的反哺行为不顾当地农村现状与建设条件的现实，盲目效仿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模式，过多参与到住房建设规划、产业规划等领域，难以与当地农村基础进行有效匹配，发生反哺越界行为。
    其次，政府反哺行为实施过程中，受其政绩偏好和私利动机的影响而产生的反哺缺失与越界导致政府反哺失灵。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出于政绩考虑，基层政府选择新农村建设最容易实现且表现感最强的村容村貌作为反哺的重点领域，把新农村建设项目搞成花架子、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而将更为紧迫的生产、生活富裕目标束之高阁，产生反哺缺失。现阶段新农村建设推进中，往往基层政府在本区域内选择较好的村庄作为试点、重点扶持，而那些原本就缓慢的村庄反而更难得到有效支持，对后者而言政府的反哺是缺失的。基层政府出于私利动机，过多参与本应由市场运营的领域是构成反哺越界的主要原因。特别是一些准公共产品的供给领域，在满足新农村建设需求的同时可产生较大的经济利益，成为政府越界参与其中的主要动因。
    再次，政府反哺过程中对农民真实意愿及理性选择分析不足，甚至出于政府私利动机导致与农村居民的真实需求相左，导致各级政府难以真实准确地对作用对象的反应做出预期。政策与措施的真实效用不仅取决于投入产出效率，而且与作用对象的效用评价密切相关。特别是在作用对象非主动实施、由外部力量参与甚至主导的情况下，项目实施的方向与路径是否与受众的真实需求相一致、是否与受众的理性选择相匹配、是否做到了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均与反哺行为的真实效用息息相关。在政府反哺过程中，如果对农民在反哺中的反应缺乏全面准确的预期，一旦与农民的真实需求不一致而导致效果难以实现且反哺措施难以适时调整，则必然影响反哺效果。在此情况下，既可能发生简单否定、盲目取消推进措施的反哺缺失，也可能发生对农民反映置若罔闻的反哺越界。
    (二)财政体制对政府反哺行为的制约
    现阶段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是影响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难以扮演好角色、出现反哺缺失和反哺越界的关键性原因之一。县乡两级地方政府自身的反哺能力受制于地方经济水平低下导致的财源紧缺，以及税源分布广泛导致的财政收入获取成本高昂的影响，地方政府对新农村建设反哺能力非常弱，但地方政府却承担着供给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保障、地方行政事务管理等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再加上担负推动本地区经济的重任，地方政府扮演着众多事权责任人的角色。2009年地方政府贡献了47.58％的国家财政收入份额，承担了国家财政支出中农林水事务支出中95.25％的份额。这种财权与事权之间的不对称严重制约了地方政府对新农村建设的反哺能力，导致要么出现受制于财政能力的反哺缺失，要么出现政府为获取利益而过多参与其中的反

      

哺越界。地方政府治理越来越多地表现出“经济理性”，一方面，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日渐式微；另一方面，权利寻租、公共权力私人化有增无减(温铁军，2010)。
    从中央及省级政府通过地方政府进行新农村反哺的行动看，中央及省级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委托代理机制中，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及“风险”严重制约了中央及省级政府的反哺效力。中央及省级政府的新农村建设投资的领域、规模、结构等受信息匮乏的限制导致其真实效力难以发挥，产生反哺缺失。而通过县乡政府干预反哺资金分配过程，又难以避免地方政府私利动机导致资金被挪用等行为，从而产生反哺失灵。在反哺过程中，受制于多层级的政权结构，农民的真实感受与反馈能否真实有效反映给中央及省级政府也值得怀疑，反哺的真实效力下降便难以避免。
    四、政府反哺失灵的影响
    在生产函数分析的框架下，构建新农村建设的生产函数模型，把农村的基础性条件、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市场参与程度及政府的反哺等当作“投入要素”，作用于新农村建设的生产过程。通过分析政府反哺失灵行为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探究政府反哺失灵对新农村建设产生的负面效应。
    (一)新农村建设生产函数分析
    构建新农村建设与投入要素关系的生产函数：
    Y=f(A，N，M，G)　(1)
    其中，Y代表新农村建设的实施效果，A代表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性条件，涉及农村的资源禀赋、社会等，N代表农民主体参与的积极性，M代表市场参与效率，G代表政府采取的反哺措施。
    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程度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推进过程和实现效果。市场作为一种高效的资源配置机制，对新农村建设参与程度高低也会对实践效果产生显著的影响。农民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及市场参与的效率均会受到政府反哺措施的影响：政府反哺缺失的情况下，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农民及市场参与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与外部，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和参与效率下降，必然影响政府反哺措施的效率；政府反哺越界的情况下，农民理性选择的空间遭受侵害，市场也难以获取足够的作用空间，同样会影响农民及市场的参与效率，而政府的反哺政策也难以实现预期的效果。政府反哺在其上下边界内发挥作用时，农民及市场参与主体才能得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基础条件A是影响新农村建设实践效果的重要因素，但资源禀赋及社会等效用的实现有赖于农民的主动性作用及市场机制的影响。在政府做出反哺行动的情况下，基础条件变动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是通过农民主体和市场参与两个中介完成的。因而本文首先假设基础条件A不发生变动，考察政府反哺政策对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和市场参与效率的影响，于是公式(1)可以变成：
   
    即新农村建设政府反哺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到了负面影响，产生了效率损失，损失的大小取决于反哺缺失或越界情况下对农民及市场参与产生负向激励的大小。
    放松基础条件A不变的假设，政府反哺政策的实施特别是对公共产品中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入增加，有助于改善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条件。但是基础条件改善能否对新农村建设产生积极的效果，则取决于条件改善是否与农民的真实需求相一致，以及在改善的过程中政府是否越界。在政府上下反哺边界之内的公共产品供给带来的基础条件的改善，有助于农民积极性的发挥和市场参与效率的提升。反之，反哺缺失带来的是基础条件利用不足，甚至在配置不均或与基础条件不相匹配的情况下影响基础条件作用的发挥；而反哺越界则使得基础条件难以实现在市场中的高效率，并且冲击了农民作为建设主体对基础条件的选择理性，两途中情况下均会对政府反哺政策的效果产生负面影响。即：
   
    产生了效率损失。因而，政府反哺在缺失及越界的情况下，均会通过改变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条件影响农民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及市场参与的有效性，损害反哺效率，对反哺效果产生负面影响。
    (二)政府反哺失灵的影响分析
    政府反哺缺失并不意味着政府完全没有采取任何的反哺措施，而是说政府反哺存在规模不足、结构偏差等问题，造成了反哺效率的损失。由此可以认为，政府反哺的效果同最优的理想状态效果之间存在着差距，差距造成的损失定义为负收益，则政府反哺效率损失越多，负收益则越大。同样，政府反哺越界的情况下，反哺措施的实践效果同理想状态效果之间差距也定义为负收益。图2显示了政府反哺失灵情况下产生的效率损失情况以及优化决策纠正政府失灵的效果。
   
    图2　政府反哺失灵的影响及优化决策
    图2中横轴左右方向分别代表负收益及正收益，表示政府反哺实施的效果；纵轴表示政府反哺实施的力度；虚线G[，MIN]代表政府反哺的下边界；虚线G[，MAX]代表政府反哺的上边界。在不考虑农民的选择意愿与市场参与的情况下，政府反哺政策的实施效果遵循边际递减规律，如图2中曲线①、②所示。政府反哺遵循其作用边界的情况下，反哺的正收益随着反哺力度的增加而增量递减。
    政府反哺行为小于下边界的情况下发生反哺缺失，政府反哺行为产生负收益，如曲线①所示；另外，即使政府的反哺行为处于下边界之上，但如果存在结构性偏差，或者与农村建设的基础条件及农民真实需求意愿不相符，反哺措施仍有可能产生负效应，如曲线②所示。政府反哺缺失的情况下，有限的供给难以满足全部的需求，容易产生分配不公的问题，一部分参与政策实施或与政府关系好的人获取了有限的反哺资源；或者即使能做到公平分配，也只能是一种低档次的分配，小额的均分数量难以有效发挥作用。而不顾农村实际和农民真实意愿、简单模仿发达地区，不能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提供与当地农村相匹配、与农民需求相一致的公共产品和政策，则极大地浪费宝贵的反哺资源。
    政府反哺行为超越上边界的情况下，与农村建设的基础条件不符、违背农民的真实意愿或影响市场参与效率的情况下，政府反哺行为产生的收益从最优状态急剧下降，甚至产生负收益，如图2中曲线①和曲线②在反哺上界(虚线G[，MAX])以上的部分。政府越界参与经济活动必然要动用各种资源，而参与的目的则在于获得经济利益或政治利益。由此，一方面，会由于政府资源作用领域的偏差造成政府应当动用资源进行反哺的领域作用不足，产生反哺缺失；另一方面，必然导致市场效率损失，或滋生寻租、腐败等行为，产生

      

政府反哺越界行为，影响政府反哺行为的实践效果。特别是在准公共产品供给领域，政府支持与监管下的市场参与是高效的资源配置与分配方式，而且能形成更合理的价格，发出更有效的供求信号。政府参与其中，必然降低资源配置与产出效率，带走部分本应由市场分配、农民享有的利润，或者产生部分群体侵吞收益的寻租行为。
    如果政府反哺行为严格遵循其作用边界，在其应当扮演关键角色的公共产品和政策供给领域提供反哺支持，并与农村基础条件及农民真实需求相匹配，为市场作用提供充分空间，政府反哺的效率会得到有效提升。不但不会发生因反哺越界造成的效率损失，甚至还可能出现受农民参与积极性与市场参与效率提升的影响而导致政府反哺政策出现边界效益递增的情况，如图2中曲线③所示，这也是纠正政府反哺失灵决策的关键所在。在考虑农村基础条件、农民参与积极性及市场效率的情况下，如果出现政府反哺缺失的情况仍然会导致负收益，但此时发生的情况更有可能是较小的负收益，原因在于有限的政府反哺实现了更高的反哺效率。这一点对于贫困地区如何更有效地发挥政府反哺效力更具参考价值。
    五、政府反哺边界特征再讨论
    反哺边界只是针对政府如何扮演好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角色而设定的行为界限，其存在只是为了更有效地衡量政府对新农村建设做出的贡献，而并非把政府的作用空间严格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在实践中，不同水平的区域、不同的阶段，政府反哺的边界是不同的，而且体现出随水平提升而变动的特点。在经济水平相对较高的区域，政府具有更强的反哺能力，可以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更全面更充分的公共产品，因而其反哺行为的下边界高于贫困区域。对同一区域而言，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政府的反哺能力在上升，相应的可以供给更多的公共产品，创造更好的，因而其反哺行为的下边界也在上升。而对于政府反哺的上边界，则可能随着水平提升和市场经济的，一些原本由政府供给的公共产品逐渐转移到由市场承担、由市场机制进行调节，这将对新农村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
    另外，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和区域，反哺缺失与反哺越界会同时发生，进一步加重缺失与越界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在反哺支出一定的情况下，出于政绩偏好而过分强调农村面貌的改善，大量的公共支出用于形象工程，必然导致用于生产与农民增收的公共产品支出不足，出现反哺越界与反哺缺失并存的局面。同时，政府受制于反哺能力、缩小反哺领域，把某些本应是政府作为供给主体的公共服务简单化推向市场。如一些地方受制于财政困难，县乡镇府倾向于把一些可能收费的公共服务机构推向市场，由其依靠有偿服务来维持运转，如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及农业服务中的农机、种子、植保、动物防疫等。林万龙(2007)认为农户对政府机构所提供服务的评价明显好于私人部门，农户对农村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的评价不高。这说明，某些运营成本较高的公共服务，政府应当作为实施的主体承担主要责任，盲目推向市场后高额运营成本必然要转嫁到农村居民头上，看似政府在规避反哺越界的行为，实则造成了反哺缺失的后果，反哺行为的真实效力必然下降。
    六、政府反哺的优化决策
    政府反哺政策的有效性应当建立在遵循反哺边界，提供高效适用的公共产品及政策，从而改善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条件，并有利于农民主动性发挥和提升市场参与效率的基础上。针对新农村建设的有效路径，特别是政府反哺行为的实践效果，温铁军(2010)认为农村需要具有强烈责任感、力推改革又有资源调配权的政府官员来推动，但同时政府的资源投入应以带动农民的主动参与为最终目的，否则，改革往往难以走出引发利益集团新矛盾甚至“人走政息”的结局。
    首先，完善政府作为公共产品供给者的角色。新农村建设进程中最优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应当建立在政府供给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基础上，以农民理性选择的真实需求为导向，遵循不同层次公共产品的供给特性与规律，构建供给主体与实施渠道多样化的运营机制与供给模式，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收益的最大化，提升政府反哺效力。
    其次，遵循反哺边界，减轻政府反哺失灵的影响。保障农民需求信息传递畅通，政府反哺政策与农民的理性选择相一致，政府反哺效果与农民的真实需求相融洽，延缓反哺政策边际效用递减的趋势。政府在厘清角色定位的基础上，严格遵守反哺边界，加强监管以压缩政府私利动机的作用空间，防止反哺负效应的产生；政府反哺政策选择与制定的过程中，对农村历程、资源禀赋、建设等诸多信息要有更全面的分析与理解，并能够根据外部的变化及对未来趋势的预测做出合理的选择。
    第三，形成农民、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的建设机制。政府反哺是在农村市场化进程中进行的，因而反哺方式与实施路径应当建立在与市场化推进相结合的基础上，特别是要遵循农民的选择意愿。生产方式、就业形式、聚居形态交由农民自己进行选择，而资源配置、价格形成及利益分配等交由市场机制，政府则在其行为边界内负责规划指导、政策及公共产品供给。三者各负其责的运行机制，既尊重了农民的选择权利，又能够获得市场效率，政府的反哺作用也能得以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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