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我国经济实现了长期高速增长，加快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新一轮经济的强劲增长使我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也快速上升。世纪之初沿海省份出现了“民工荒”，2008年，一场金融危机不期而至，2009年爆发了民工“返乡潮”。这些现象既有表象上的“矛盾”又存在内在的紧密相关性，并且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是否通过二元经济拐点的判断。而能否准确地判断经济的拐点关系到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等战略的制定。因此，当前学术界围绕着中国是否通过了“刘易斯拐点”以及如何看待中国剩余劳动力的现状和趋势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中国社科院与劳动经济所2007年的《与劳动绿皮书》和《》编辑部主持的“从‘民工荒’到‘返乡潮’：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了吗？”为主题的与论坛之争。蔡昉和都阳在其主编的2007年《与劳动绿皮书》中提出了中国经济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区间)的观点。他们的论据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民工荒”，连续几年在沿海发达地区出现的“民工荒”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已告罄；二是外出务工者收入提高，这是劳动力供给紧缺的经济结果；三是由于低出生率和老龄化，中国的抚养比大幅度提高，红利将会消失；四是农村已几乎不存在赋闲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农村已不存在“剩余”劳动力。而《》编辑部主持的与论坛却主张中国经济通过或达到刘易斯拐点的证据不足。王德文在与论坛中提到按照二元经济模型，刘易斯拐点有两个重要标志：一是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大幅度下降，二是农业工资率大幅度上升。他认为近年“民工荒”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第一个拐点。同时王德文也指出，中国越过刘易斯第一拐点并非意味着中国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白南生整理了大量文献，发现我国剩余劳动力的测算结果不尽相同，差距比较大。他认为学者们对剩余劳动力概念的理解及所使用的估算方法和数据不同是造成这个分歧的根本原因。他还认为考虑到转移劳动力数量的动态性等问题，仅根据近年“民工荒”及民工工资上升现象便得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结论还有待商榷。钱文荣和谢长青认为我国农民工供给总体上还有较大过剩，“民工荒”问题主要是结构性矛盾的显现。周祝平则认为我国劳动力短缺时点远远晚于所谓“红利消失点”，红利与当前经济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没有直接的关系。显然这个讨论具有重大现实经济意义，所以应该再次引起我们的广泛关注和深入，以便对我国二元经济拐点的判断能够更准确、对我国宏观经济的认识更全面。
    但是上述的方法和数据存在各自的不足，可以归纳为以下主要四点：
    第一，关于剩余劳动力的测算都是以宏观数据为基础的。而宏观数据中关于农业劳动力存量的统计口径不同、准确性差，转移劳动力数量的统计数据欠缺或不连续，进而影响到二元经济拐点判断的准确性。第二，二元经济拐点的判断方法有待进一步细化。上述主要是通过测算剩余劳动力的数量来判断是否通过刘易斯拐点的，但是仅根据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很难判断所通过的经济拐点是“短缺”点还是“商业化”点。第三，农业经济视角的分析不足。现有以经济学、经济学或劳动经济学视角的为主，事实上二元经济中的农业部门还应该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生猪饲养、肉牛饲养、家禽饲养、奶牛饲养等不同的农业行业，因此，农业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拐点尤为重要。第四，区域差异性考虑欠缺。我国区域经济不平衡，不论是工业还是农业不同区域之间的水平差距非常明显，那么不同的区域极有可能在不同的时点通过二元经济的拐点。因此，仅以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或“结构性失业”等现象就判断我国是否通过了二元经济的拐点很可能存在片面性。
    因此，本文将从农业经济学视角，运用抽样调研数据，针对不同地区和农业内的不同行业，根据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和制度工资的比较来判断我国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是否通过了二元经济的拐点。
    二、二元经济拐点及其判别方法
    (一)二元经济理论的及二元经济拐点的判别
    二元经济理论是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他认为，中国家的经济是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由传统农业部门不断向现代部门转移的工业化过程。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不断转移，滞留在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之日，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之时。之后，费景汉和拉尼斯在考虑工农业两个部门平衡思想的基础上，修正和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Ranis & Fei(1961)指出，劳动力由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的过程中存在“短缺点”、“商业化点”的两个拐点和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Kelley(1973)构建了一般均衡的二元经济模型，量化分析了农业和工业生产要素流动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作用机制。Yamaguchi & Binswanger(1975)构建了古典经济理论和凯恩斯经济理论相结合的一般均衡二元经济模型，并根据实证结果指出在经济过程中劳动力并不是持续、单一地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而是伴随着劳动力从城市向农村倒流的一个反复过程。因此，存在多个劳动力流动的拐点。加贺爪优秀(1975)构建了开放条件下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理论模型，Sachs et al.(2000)则构建了中国家内部现代商业部门和传统自给自足部门的二元模型，认为这样一个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变化不但受本国产业水平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世界经济和国际分工状况的影响。
    除了传统二元经济及经济拐点的以外，二元经济理论在不同领域的应用和扩展。一些学者还提出了中国家汇率的二元经济(Chao & Yu，1995)，工业化过程中的低水平陷阱转折点(Murata，2002)，中国家工业内部的大规模、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小规模、劳动密集型产业间的劳动力二元经济等不同类型二元结构理论。
    随着二元经济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具有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理论也有了长足的。陈吉元、胡必亮(1994)就将乡镇企业(农村工业)作为农业部门和现代城市部门之外的第三部门，开发出了三元结构模型，并把乡镇企业当成是消除二元结构的突破口，寄予了厚望。徐庆(1996)按地理位置和工资水平将西方二元经济理论进行二元分拆，提出由城市现代部门、城市传统部门、乡镇企业和农村传统部门构成的四元结构模型。还有，安同良等(2007)构建了我国工业反哺农业的二元经济模型，高帆(2005)构建了新兴古典二元经济模型，陈宗胜、黎德福(2004)构建了内生农业技术进步下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等。
    但是正如引言中介绍到的那样，当前

我国学术界所关心和争论的“刘易斯拐点”是指传统的二元经济拐点，延续以上讨论内容，本文的“二元经济拐点”同样是指传统的二元经济拐点。关于传统二元经济拐点的包括刘易斯的拐点、费景汉和拉尼斯拐点两个概念。相比之下，费景汉和拉尼斯所提出的“短缺点”、“商业化点”的两个拐点和三个阶段的范畴对经济和产业变化过程的刻画更加深入、更加清晰。因此，本文以下运用的经济拐点的概念是费景汉和拉尼斯的“短缺点”和“商业化点”概念。
    (二)传统二元经济拐点的判别方法
    根据Fei & Ranis(1964)的观点，当劳动力由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时，先从劳动力剩余并存在隐性失业的阶段进入没有剩余劳动力但存在隐性失业的阶段，进入这个阶段的时点被称为“短缺点”。当经济进入第一个拐点后，农业生产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已经不再为零，但仍然低于制度性工资水平，工业部门劳动力市场在不增加工资水平的情况下仍能够继续吸收农业过剩劳动力。待传统部门的农业劳动力隐性失业彻底消失之后，农业部门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部门，不再有过剩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农村部门和城市部门的劳动力配置受相同的市场规律的制约，进入这个阶段的时点被称为“商业化点”。根据定义“短缺点”可以通过测算生产函数来判断。当劳动的边际产出接近0时，我们说二元经济仍在第一阶段，没有通过“短缺点”，当劳动的边际产出大于0时我们说二元经济已经通过“短缺点”，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比较劳动的边际产出与农业制度工资或工业部门工资，如果劳动边际产值与制度工资相等，或劳动边际产值接近工业部门工资时我们说二元经济通过了“商业化点”，进入到了第三阶段。为了方便书写，以下本文将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与农业制度工资的比称为商业化点系数A，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与工业部门工资的比称为商业化点系数B。分析过程中本文选取了C-D型生产函数作为农业生产函数。
    三、数据说明和计量分析结果
    为了观察农业内产业二元结构的差异，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汇编》统计分类口径将农业分为杂粮、主粮、经济作物、生猪、肉牛、羊和奶牛等不同行业，并分别进行判断。其中，主粮包括玉米、小麦和水稻三种作物；经济作物包括：苎麻、乌龙茶、甜菜、熟红麻、桑蚕茧、棉花、绿毛茶、晾晒烟等15项作物；杂粮指大豆、高粱等主粮和经济作物以外的农作物。测算杂粮、主粮、经济作物的边际生产力时，产出使用了亩均产值，投入要素使用了亩均所需劳动力工作日、亩均资本积累和亩均化肥投入量，为了书写方便在分析过程中将以上产出和投入数据分别书写为y、l、k、f；测算生猪、肉牛、羊和奶牛时，产出使用了一头动物平均产值，投入要素使用了一头动物平均资本积累、一头动物平均饲料使用量和一头动物平均需要的劳动力工作日的统计数据，分别书写为y、k、corn、l。数据来自国家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编制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汇编》2007年和2008年版。农业制度工资选取了农业生产平均日雇工费用，工业部门工资选取了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数据，数据分别来源于《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汇编》和中国经济数据网。
    (一)“短缺点”的判断
    1.不同农业行业的“短缺点”检验
    畜牧业的生产弹性测算结果如表1所示。散养生猪、肉牛、羊和奶牛生产函数的都在0.75以上，说明生产函数的拟合度良好，推测结果比较稳定。散养生猪、肉牛、羊和奶牛的劳动弹性分别为-0.02、-0.09、0.12和-0.06，绝对值非常小。t值分别为-0.55、-1.26、0.87和-0.40，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说明劳动力变动对畜牧业生产几乎不起作用。当增加劳动投入时相应的各种畜牧业生产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有下降趋势，不过这种关系并不稳定。根据二元经济拐点的判断方法，可以认为散养畜牧业生产过程中仍然存在剩余劳动力，没有通过二元经济的第一个拐点，即“短缺点”。
   
    表2中列举了杂粮、主粮和经济作物三个种植业种类的生产弹性的测算结果。杂粮的劳动弹性为0.36、资本的弹性几乎为0，化肥的弹性为0.53，而且劳动和化肥都得到了统计上1％以上的显著性。杂粮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劳动和化肥，劳动时间增加1％会使杂粮增产0.36个百分点。主粮的劳动、资本、化肥弹性是0.19、0.17、0.58，显著性都达到了1％以上；经济作物的结果是0.68、0.04和0.05，同样达到了1％的水平(经济作物生产函数的化肥弹性的显著性在0.05以上)。根据以上计量结果可知，三种作物的劳动弹性都明显大于0，而且统计上是显著的。说明以粮食为首的种植业生产已经通过了二元经济的第一个拐点，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2.东、中、西部地区的“短缺点”检验
    为了检验经济水平不同地区通过经济拐点时点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对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分别进行了检验。检验方法与农业行业的检验方法相同。在表3中列举了三个地区的农业生产函数的计量结果，劳动力的生产弹性分别是0.40、0.49和0.47，t检定统计量是7.38、7.78和5.33，都达到了1％以上的显著水平。可以认为三个地区的农业生产都通过了二元经济的第一个拐点，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二)“商业化点”的判断
    表4中列举了二元经济“商业化点”的检验结果。根据劳动弹性与平均劳动生产力之积等于劳动边际产值的关系，首先得出了杂粮、主粮和经济作物的劳动边际产值为每日27.02、12.44和39.71元。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汇编》统计数据，三种农作物平均日雇工工资为29.03、33.36和30.36元。因此商业化点系数A为0.93、0.37和1.31。显然经济作物的边际产值已经高出实际雇工工资，杂粮的边际产值接近了雇工工资，而主粮的边际产值仅是雇工工资的37％，差距最大。这就是说杂粮和主粮生产尚未走出二元经济的第二阶段，距商业化点尚有距离。而经济作物的劳动边际产值已经远远高于制度工资，经济作物生产过程已经通过了“商业化点”进入了经济的第三阶段。杂粮、主粮和经济作物的商业化点系数B为0.71、0.33和1.04，杂粮和主粮的劳动边际产值远远低于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而经济作物的劳动边际产值高出了农林牧渔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两个二元结构系数分析的结果相同，都验明了杂粮和主粮生产没有达到“商业化点”而经济作物生产已经通过了“商业化点”。
    表4中列举了东、中、西部地区的二元经济“商业化点”的检验结果。东、中、西部地区商业化点系数A为0.97、0.

     

84和0.79，证明东部地区农业生产已经接近“商业化点”，而中部和西部地区还未达到这个水平。东、中、西部地区的商业化点系数B为0.83、0.75、0.55，中西部距“商业化点”相差较远，东部地区与“商业化点”的差距水平也有被拉大趋势。因此，可以认为西部地区的二元结构最突出，其次是中部。而东部地区接近或几乎达到了“商业化点”。
   
    四、结论和经济意义
    本文利用农业生产抽样调查数据，从农业经济学的角度对我国二元经济拐点进行了检验。在分析过程中将农业细分为六个行业、全国分为三个区域分别进行了检验，得到以下几点主要结论：
    1.种植业已经通过了二元经济的“短缺点”，而散养畜牧业中仍然存在剩余劳动力。通过对杂粮、主粮和经济作物的生产函数分析，得到了劳动的生产弹性为0.36、0.19、0.68，统计显著水平达到了1％以上。因此，认为我国的种植业生产过程中已经不存在剩余劳动力。但是，对散养畜牧业分析时却得到了相反的结果。散养猪、散养肉牛、散养羊和散养奶牛的生产函数的计量结果显示劳动的生产弹性值仅为-0.02、-0.09、0.12、-0.06，而且t统计量分别是-0.55、-1.26、0.87和-0.40，显著水平非常低，说明散养畜牧业中仍然存在剩余劳动力。
    2.种植业中的经济作物已经通过了二元经济的“商业化点”，但是粮食作物距离这个转折点仍有较大距离。在二元经济商业化点检验中，商业化点系数A为杂粮0.93，主粮0.37，经济作物1.31；商业化点系数B为杂粮0.71，主粮0.33，经济作物1.04。根据二元经济拐点的定义，本文认为农业经济作物已经通过了“商业化”转换点，而杂粮和主粮食的二元结构仍然明显，主粮生产的二元结构性尤为突出。
    3.不同区域来看，三个地区都通过了二元经济的“短缺点”。同时，东部地区邻近了二元经济的“商业化点”，中西部地区距这个转折点尚远。东、中、西部地区的生产函数测算结果显示，劳动弹性分别是0.40、0.49和0.47，并且都得到了1％以上的显著性，因此本文得出了在三个地区内都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结论。根据东、中、西部的商业化点系数A分别是0.97、0.84和0.79，说明西部地区的二元性突出，其次是中部，而东部地区几乎到达了“商业化点”。
    根据以上的分析，验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既不是完全通过了经济拐点也不是完全没有到达经济拐点，而是在农业不同行业和不同区域间具有差异。因此笼统地认为我国通过了或未到达二元经济拐点的结论都具有一定的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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