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虽然上世纪末期把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初步搭建起来了，但是市场化改革其实还处于“进行时”阶段，旧体制的许多部分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造，政府职能还有待转变，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重组和国有企业的制改革都还行在半途，所以我说“大关仍然未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我国经济的根本性问题：增长模式存在着严重缺陷

    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长期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增长模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经济方式的核心是经济增长模式。

    那么，什么是增长模式？说得简单一点，就是靠投入资源，还是靠提高效率来实现增长。西方国家的早期，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两次产业革命之间的那种增长模式，其特点是靠投资来驱动增长。苏联在第一次五年计划之后沿袭了西方国家的早期增长模式，把它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这种方式存在很多弊病。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它会导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发生。二是造成了劳动者的贫困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沿着这条道路走，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经济上剧烈波动加上“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因素，经济和社会都濒于崩溃的边缘。

    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长时期的持续增长，没有发生改革开放以前那样严重的经济困难，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学习了日本等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办法，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用各种政策手段支持出口，对外贸易。这种做法造成了两个积极结果：第一，出口加工业迅速起来，使得大约2.5亿低效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相对高效的加工业就业，也使得整个城市经济得到快速。第二，大量的出口（净出口）需求弥补了国内需求的不足，使得经济能够持续增长。1994年汇率改革以后，出口导向政策全面展开，中国对外贸易的盈余由负转正，而且不断增加。旺盛的出口需求有力地支撑了此后十多年GDP的高速度增长。

    在充分估计出口导向政策对于支持中国经济高速的作用的同时，也应当看到，正如采取这种政策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我国台湾等的经验告诉我们的，这种政策在经过十年、二十年的成功实施以后，都出现了问题，例如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资产泡沫的膨胀，等等。这些问题和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非常相像。目前中国一方面消费需求仍然不足，增长缺乏内在动力；另一方面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处在一种两难的状态之中。这就面临着转变方式的问题。

    粗放源于政府主导的方式

    “十二五”规划提出，加快经济方式的转变是“十二五”期间的主线。为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者转变经济方式的任务，被反复提了30多年，到现在还是没有实现？这是因为转变遇到了体制问题。总体来说粗放是源于政府主导的方式。

    政府主导有两个重要含义：一方面是政府掌握了太大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另一方面是服从于各级政府的政绩目标。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然而，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政府仍然保持着支配资源的大部分权力，特别是在城市化加速之后，基于现在的产权结构，又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可以支配，即土地。因为城市化的过程中存在一个征地问题——从集体土地变成国有土地，在现行体制下，各级政府很容易用很低的价格把土地收到自己手里，变成支撑GDP高速增长的重要手段。此外，金融改革虽然市场化了，但是各级政府对于金融机构发放信贷仍有很大的影响力。有了以上两个原因，各级政府官员就会用自己手中支配资源的权力来营造自己的“政绩”，主要表现为GDP的增长速度。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得消除这些体制性的障碍。但消除这些障碍并不容易，因此转变经济方式就变得说得多、做得少了。特别是到了“十一五”时期，在某些地区还出现了一种“开倒车”的现象，不是朝着市场化方向，而是朝着加强政府和某些国有企业垄断权力的方向。

    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加快经济方式转变的关键

    我们现在发现，2011年以来，尽管我们加大了提升现有产业和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步伐，但使用的往往还是“政府主导”的旧体制和老办法。这样做，不但欲速则不达，而且会造成种种消极的后果。为了推进改革，中央“十二五建议”中提出了 “改革要有顶层设计”。现在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法治国家建设、教育科研体制等具体体制中积累了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改革应该从哪里着手呢？我认为，首先是要明确我们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社会体制。

    在中国改革的早期阶段，不同的社会群体似乎都达成了一个阶段性的共识：建立一个比一般的欧美市场经济中政府起更大作用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中国在本世纪初期初步建立起这样的经济体制。然而，“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是一种过渡性的经济体制，它有两种前途：一种是政府在市场成熟起来以后逐步从微观经济领域退出，去做它应该做的事情。这会迎来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自由、更加富有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另一种是加强政府对于经济的管控和市场的干预，这可能会变成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而现在人们的思想则有不同的取向，比如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的讨论，意味着人们心中的目标模式是不同的，这就需要我们对顶层设计做出恰当的选择。在大系统最顶层的设计作出以后，大系统下的各个子系统都应有相应的设计。比如教育，应当改革成什么样子，目前中国教育系统存在的两大“特色”，即“行政化”和“官本位”，应当怎样改，存在很大争议。不搞清楚这些重大的原则问题，改革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总之，目前我国经济面临一系列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从根本上说，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在法治基础上的公平竞争的市场，促进创新创业潜能的发挥和各行各业的蓬勃。而所有改革的关键其实都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换言之，由于政府改革会涉及到政府工作人员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容易形成“光说不练”、不能推进的顽疾。国务院在多次政府工作报告中一再强调，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许多应该管的事情又没有管或没有管好。政府应该下定决心进行改革，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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