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9亿居住在农村地区(国家统计局,2010),大多数农村居民仍然以传统能源秸秆和薪柴消费为主;在煤炭资源丰富的地区,以高污染型能源的原煤和煤制品消费为主;在传统资源和煤炭资源均不丰富的农村地区,则可能会出现燃料荒现象。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农村地区已经可以观察到农村居民开始由传统和污染能源向商品及清洁能源转变。
很多关注了中国农村地区生活能源消费的现状、阶段和特征(Wang等,2001),包括对中国林区(张海鹏等,2010)、牧区(马丽、夏建新,2010)、沙区(施智宝等,2005)等不同资源和条件区域的,以及山区(杨继涛等,2008)、丘陵地区(牛叔文等,2007)等不同地形区域的。总的来说,粮食主产区的农户能源消费以秸秆为主,林区以薪柴为主,牧区以柴草为主,沙区也以薪柴为主。Wang等(2001)通过指标分析方法,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户家庭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总结了3个阶段的特征。这3个阶段分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长期大量缺乏”阶段、80年代到90年代的“能源满足期和商品化能源增长初期阶段”和90年代后期开始的“能源转变阶段”。然而,已有大多使用总量数据进行,很少以农户为单位进行不能揭示微观行为特征(Wang等,2001;李光全等,2010);对于少量农户生活能源消费的,则遗漏了气候状况、房屋结构等重要解释变量(Jiang等,2004);有的只是针对一个县或一个村进行生活能源消费状况调查,对中国大部地区没有代表性(牛叔文等,2007;陈秉谱、张栓宝;2009);有的从农户数据出发,但却没有关注农户对能源的选择行为(张海鹏等,2010)。本文从微观农户的角度,实证分析农户生活能源消费模式的特征和影响因素。
一、中国农户的生活能源消费模式转变
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的转变,主要是指越少地使用传统生物质能源,而越多地消费商品高质能源。对于目前处于“能源转变阶段”的农村居民来说,其生活能源消费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生活用电消费快速增加;二是农户生活燃料来源由秸秆、柴草等传统能源向电力、燃气、太阳能等商品和清洁能源的转变。这是在“不可逆”的“能源转换阶段”的基本特征,即能源消费总是从传统向商品、从低质向高质能源发生升级。但由于需求的上升和能源价格的上涨,农户也有可能发生“可逆”的能源消费行为,即农户生物质能源的消费比重有可能上升,不存在升级现象。
(一)生活用电量的快速增加
中国农村生活用电水平在过去的20年内大幅增长。1991年,中国农村人均生活用电为26.46千瓦时,到2009年增长为286.16千瓦时,增长了10倍。相对于农村的增长来说,城镇在1991年的人均生活用电水平为102千瓦时,2009年为455.41千瓦时,由于基数比较大,只增长了3.5倍。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用电量与城市居民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9年,中国农村人均生活用电一直低于城镇水平,但均保持了相似的增长趋势。对于电器化程度不高的农村来说,这是一个待开发的市场,有巨大的潜力。从图1可以看出,农村和城镇人均生活用电在1991-2004年均平稳增长,在2005年均有一个较大的提高。从图2的增长率来看,除去1995年,农村人均生活用电的增长率一直都是高于城镇的增长率,并具有与城市类似的增长路径和模式。1991-2009年,农村生活用电的年均增长率为13.65%,城镇在这19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8.15%,农村比城镇地区高出5.5个百分点。生活用电是衡量生活质量的一个代表性指标,从这个角度出发,近20年间,农村居民用电消费的活跃程度要远高于城镇,农村生活质量的提高要快于城镇地区,当然这也与农村地区的基数水平比较低有关。
图1 1991-2009年中国农村和城镇人均生活用电变化
注:根据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到。
图2 1991-2009年中国农村和城镇人均生活用电增长率的变化
注:根据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到。
农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通电率和电力供应条件的改善,使农村居民的电器购买和拥有量迅速上升。从图3可以看出,农户家用电器的使用经历了从单一到多样、从少到多、从低档到高档的过程,每个阶段电器的拥有情况可以反映出农户生活的状况。如果将这个时间段内的电器消费划分阶段,大概可以分为温饱阶段电器消费、从温饱到小康过渡阶段电器消费和小康阶段电器消费。处于温饱阶段时,农户的购买力较低,有效需求不足,除基本生活需求之外,几乎没有多余的购买能力购买电器,这个阶段各种电器的百户拥有率不足为1;处于从温饱到小康的过渡阶段时,农户收入得到提高,具有一定的电器购买力,对于电器的消费观念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向城镇开始靠拢,这个阶段表现为较传统电器电风扇和彩电的迅速增长;处于小康阶段时,传统的生活资源已近饱和,农户消费向带有奢侈享受型的产品转移,表现在空调和冰箱的消费增长。从历史生活用电和电器存量的变化情况来看,农户生活能源消费模式处于升级状态。
图3 中国农村1980-2009年每百户电器拥有量变化
注:根据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整理得到。
(二)生活燃料来源的转变
本文利用1996和2006年两个不同年份点的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反映农户生活燃料消费的变化。与2006年的农业普查数据不同,1996年的数据未统计电和沼气能源,所以,1996年的“其他能源”一项包含了电力和沼气。从表1可以看出,在中国的东部、中部农村地区,以秸秆柴草作为主要生活燃料来源地农户比例下降,其中东部下降幅度最大,西部地区的比例反而有所上升;以煤炭作为生活燃料主要来源的农户比例在西部地区发生下降,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有所上升。根据各种能源对和身体的影响好坏,秸秆柴草和煤炭均是低质污染能源,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以这两种能源作为主要生活能源的比例分别下降了15.35%、3.95%、5.07%,在全国范围内下降了8.25%,东部地区从传统低质能源向商品高质能源转变的速度是最快的。从这一方面来看,如果不包括煤炭,则东部和中部地区农户生活燃料消费处于升级模式,而西部发生了可逆的现象;如果包括煤炭,则全部地区的农户生活燃料消费模式均处于升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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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户生活能源消费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根据上文的分析,生活能源中电力消费量的增长和生活燃料消费的转变,主要反映了农户生活能源由秸秆、薪柴、煤炭等低质能源消费为主的低级模式转变为电力、燃气、太阳能等高质能源消费为主的高级模式。本文认为,这种转变速度在不同特征、不同地区的农户是不同的,本文通过实证分析确定其影响因素和大小。
(一)方法和模型
由于在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农户主要使用的还是秸秆、薪柴和煤炭,所以,这里设定Y=1表示农户选择低级模式,Y=0表示农户选择高级模式,二者的选择概率分别为:
(三)数据来源和统计特征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05年中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农户调查数据。自1984年开始,固定观察点数据由于调查对象的稳定和调查内容的连贯性,且作为第一手的材料,能够从微观动态上观察和农村和农户行为的内在规律特征。按照经济水平、资源、气温和地形的差别,在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各抽取3个省共9个省为对象,这9个省分别是东部地区的江苏、辽宁和广东省;中部地区的山西、黑龙江和江西省;西部地区的陕西、贵州和广西。2005年这9个省份的经济水平、农村人均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生活能源消费指标如表2所示。
表2中,九省农村人均纯收入在东、中、西的组内和组间差异均十分明显,每组3个省的地理和资源情况也差异较大,说明样本省的抽取具有合理性。而对于每个省来说,人均秸秆和薪柴消费量均远高于人均生活消费商品能源,这说明2005年中国农村地区生活能源的主要来源还是传统能源。山西和贵州省的农村人均生活消费商品能源处于最高水平,而两省的经济水平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在样本省中处于较低水平,可能的原因是两省的煤炭储量丰富。而且在商品能源的计算过程中发现,这两省的原煤消费量确实远高于其他省份。从秸秆和薪柴的消费量来看,江苏和黑龙江省的秸秆消费量与薪柴消费量的差距远大于其他省份。可能因为这两个省均是产粮大省,种植业的产量比其他省份要高出很多,而种植业是秸秆的主要来源。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传统能源的可获得性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收入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却不是唯一的。表3为模型中主要变量的统计学特征。
三、实证结论分析
中国农户生活能源消费模式二元选择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结果见表5。同模型1和2相比,模型3与模型4中加入取暖度日和降温度日,其设定方法用来检验这两个变量的重要程度;模型1、模型3与模型2、模型4区别的目的是为了区分“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和“家庭经营主业”;模型(5)包含所有的变量。从表4可以看出,从模型1、模型2到模型3、模型4再到模型5,方程的拟合优度逐渐提高,一般来说,对于因变量二元选择的模型来说,其不可能接近1,达到0.34~0.38的拟合优度是较优异的成绩;LR统计量(最大似然比指数)是另一个替代来度量拟合优度的好方法,LR统计量逐渐增大、重要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和显著性均很稳定。以上说明模型的构建是稳定的,同时变量的选取也是有效的。结果显示,取暖度日和降温度日是重要的解释变量;除个别虚拟变量外,例如“家庭经营主业”中的“商业、饮食和服务业”,其余大部分变量均为重要的解释变量,都是不可省略的。
根据式(7)、式(8)和表4的系数估计结果,解释变量对农户生活能源消费模式选择的边际效应计算结果如表5所示。从中可以看出以下特点。
1.在家庭特征方面。收入的边际效应最高,达到4.07%,提高收入是转变农户生活能源消费模式最直接和有效的途径。考虑到秸秆、薪柴和煤炭具有费时费力、污染室内空气等缺点,收入越高的家庭越注重生活质量,从而会放弃消费低质能源,转而使用高质能源。家庭的最高受教育水平越高,农户对于各种能源和器具的特征、市场价格及对和身体健康影响的认识越高,从而越有可能逐渐放弃低质能源的使用,转而选择高质能源。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农户选择高质能源的概率提高0.66%。拥有私营性质企业的农户和以工业为家庭经营行业的农户更加有可能选择高质能源,相对于“其他”收入来源和“其他”家庭经营行业的农户,这两种类型的农户选择高质能源的概率会分别提高3.68%和4.29%。可能的原因是,农户从事私营企业经营和工业行业,意味着逐渐放弃农业种植和养殖,效率原则将是农户首要重视的,包括时间和精力等各方面,这样也意味着在农村工业化的过程中,会有越来越多的原来使用低质能源的农户转而使用高质能源。
2.房屋面积和结构方面。同“其他类型”相比,房屋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农户选择高质能源的概率要高于5.67%。可能的解释是,从房屋结构出发,考虑到房屋和耐用品的相配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房子一般属于高价值的“好房子”,且盖房行为一般发生在家中嫁娶的时候,这时要搭配各种大件耐用品,而空调、冰箱、电磁炉等具有高档性质且很有面子的能源消耗器具是主要选择。但一般来说,不同材料的传热性和保温能力不同,砖混结构的房屋保温能力比土木结构的要差得多,因为其传热性比土木材料要快。从节能的角度考虑,农户如果意识到能源消费量和支出的问题,则应该趋向理性选择太阳能等现金服务支出较少的新型能源。房屋结构的重要性要高于面积因素。农户住房面积每增加1平方米,选择高质能源的概率提高0.01%。电力等高质能源能够更好地适应房屋面积,一般来说,居民家庭可以根据房屋面积的大小选择空调的匹数、吊扇的功率和太阳能管的多少,但是,煤炉等小器具只能适用于小面积房间。同时,面积因素的影响很小,可能因为并非所有的房间都需要炊事、取暖、降温、热水等生活服务,实际生活面积远远小于房屋的实际总面积;而且,很多地方的农村房屋面积还包括用于粮食储藏部分,这部分面积是不需要发生能源消耗的。
3.因素方面。相对于西部地区的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选择高质能源的概率高出4.78%。相对来说,中西部地区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并且有安装暖气的习惯,东部地区在传统暖气设备上的缺乏使东部地区更加有可能选择新型和其他商品能源。气温和度日从一个问题的两个角度得到相似的结果。平均气温每高出1度,农户选择高质能源的概率增长3.71%。同时,降温需求的边际效应又大大高于取暖需求的边际效应,降温需求每增加1度,农户选择高质能源的概率提高2.65%,取暖度日值的这一边际效应仅为0.79%。
这与中国很多地方的实际情况是一致的。很多农户在收入提高后,夏季可能会购买空调和风扇;但在冬季使用电暖炉和空调取暖的较少;使用煤炉或多穿衣服御寒的较多。
传统能源的外部可获得性是阻碍农户转变生活能源消费模式的重要因素。农户拥有或经营的林地面积、粮食作物收获面积和经济作物收获面积每增加1亩,选择低质能源的概率分别会提高0.31%、0.62%和1.3%。经济作物的重要性高于粮食作物,与实际情况有些差距,因为一般粮食作物秸秆(如小麦秆、玉米秆等)的产量要高于经济作物,也是中国农户传统燃料的主要来源。可能的一个解释是,粮食作物的秸秆产量大大高于经济作物,每增加1吨秸秆对于农户生活能源消费模式转变的边际影响没有那么重要,相反,产量较少的经济作物秸秆的边际作用相对明显一些。
四、结语
本文从农户生活能源消费模式转变的角度,分析了农户生活能源从低级消费模式到高级消费模式转变的影响因素。本文认为,除收入外,农户的就业特征、房屋结构、传统能源的可获得性等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根据本文的结论,要加快中国农户生活能源消费模式的转变,除了提高收入水平外,还要从几个途径可以着手。首先,从技术上改变农业生产剩余的生物质能源的使用途径。这种开发措施减少了生物质能源的可得性,从而加快农户向高质能源的转变;随着生物质发电厂的建立,增加农村就业,就地增加农户在收购、加工、运输等类型的工作机会,这也有利于农户生活能源消费模式的转变。其次,要从市场途径创造对农村地区新型和清洁能源器具的有效供给,并降低购买高质商品能源的价格。在“家电下乡”政策中增加炊事、取暖和空调等器具,对农户购买电力、燃气等能源进行补贴,以缓解能源价格的上涨对农户生活能源消费模式转变带来的不利影响。第三,正确引导农户对于房屋结构节能的认识。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的住宅建设速度也在加快,但传统的农村建筑偏向于大和空,功能简单,没有采用任何节能技术,能耗巨大,不利于高质能源的安装和使用。虽然中国已经提出要在农村推行节能建筑,开始结合利用太阳能、沼气等,但目前还停留在示范阶段,没有大范围推广。农户仍习惯于修建简单传统的厨房和房间,对建筑节能的积极性不高,节能型建筑要求房屋的结构和造型具有科学性,在农村地区推广困难,没有形成产业化的形式。政府在这方面的宣传和支持还应加大力度,并采取更加灵活的方法。
注释:
①对于截面数据来说,价格可以不作为重要的解释变量进入模型,尤其在本文生活能源的分析中,传统能源本身是不进入市场的,没有价格;而对于商品价格来说,一年内的价格很少发生变动,省内各地的电价和燃气价格差异很小,一省的农村居民也不可能到另一个省去购买商品能源。所以,价格因素在模型中不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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