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
    近30年来，我国制造业在总体上呈现出集聚的趋势（范剑勇，2004；路江涌、陶志刚，2007）。2009年，我国人均制造业产值的区域方差指数达到0.335，区域分布不平衡程度不仅高于美国（Ellison和Glaeser, 1997）等发达国家，甚至高于印度（Chakravorty, 2003）、巴西（Azzoni, 2001）等幅员辽阔的中国家。认识制造业集聚均衡并引导其合理扩散，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制造业集聚的一些规律性特征提醒我们，交易费用是影响制造业分布的重要因素：（1）交易费用优势强化了制造业集聚应对外在冲击的能力。美国中西部一带是美国的老工业集聚区，有着多年来令世界瞩目的底特律、匹兹堡、克利夫兰和芝加哥。20世纪70和80年代，中西部的制造业开始向南部阳光地带和海外扩散，中西部经济陷入衰退，遗弃的工厂设备锈迹斑斑，“锈带”之称由此而来。然而，到80年代末，形势发生逆转，中西部的经济增长率开始高于其他区域，“锈带”表现出复兴的趋势。与“锈带复兴”相似，德国的鲁尔工业区也经历过“衰退—复兴”的过程。在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制造业集群同样表现出了良好的应对冲击能力。一些文献已经注意到，集聚的交易费用优势在“衰退—复兴”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Sunley, 2001）。（2）交易费用促进了产业集群之间的相互合作和共同。Nadvi和Halder（2002）注意到，德国的图特林根与巴基斯坦的锡亚尔科特外科器械集群之间的合作和产业扩散。两个制造业集群分别位于发达国家和中国家，路途遥远。但是，两者通过合作与融合共同面对低成本竞争、质量升级和医疗技术的挑战。根据Nadvi和Halder（2002）的分析，制造业集群之间频繁的交易导致交易费用优势，从而促进了群间合作的发生，推动了集群之间的产业扩散。
    从市场生产提供者的角度来说，交易费用是指销售某一商品所发生的费用剔除该商品从生产者到达消费者手中所发生的运输费用之后的剩余部分，该剩余部分又被称为提供者交易费用。提供者交易费用是衡量空间转移成本的一个重要指标，其大小受多方面的制度因素影响。本文在新经济地理学基础上，分析提供者交易费用对制造业集聚均衡的影响。
    二、集聚均衡回顾
    “聚集在宫廷的那些富人，需要特别高级品质的货物，这就吸引了熟练的工人从远道而来，而且培养了当地的工人”①。马歇尔（1890）指出，市场接近诱发制造业集聚，在劳动力蓄水池、非贸易投入和信息外溢的共同作用下，集聚具有自我强化的特性，于是，“当一种工业已这样选择了自己的地方时，它是会长久设在那里的”②。之后，经济学虽然注意到生产要素和运输成本所引致的扩散效应，但是仍然倾向于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的非对称性，强调集聚效应的主导作用。缪尔达尔（1957）指出，制造业集聚优势的循环累积，是导致区域经济出现“地理上的二元结构”的重要因素。而只有“当存在有效的政治行动”（Chakravorty, 2003）时，空间扩散才会发生。相对而言，佩鲁（1955）和赫尔希曼（1958）更多地注意到集聚对外围区域的带动作用，但是，他们仍然强调不平衡的必然性——扩散效应仅仅是制造业集聚的副产品，扩散只是发生在集聚的高级阶段。
    “历经一代人的忽略，最近几年又掀起了对区域经济的广泛兴趣。经济学家们的兴趣已经……转向区域模型和区域数据”（Krugman, 1992）。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掀起“新经济学”的又一次高潮，其从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视角，将运输成本纳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范围，严谨地分析了市场接近对产业集聚的影响。Krugman（1991）将冰山运输成本概念引入D－S模型中，分析了运输成本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用指数ν表示制造业的区位选择倾向，ν越小，则集聚倾向越大；τ表示运输抵达比重，τ越大，则运输成本越小，反之亦然。
   
    可见，运输抵达比重τ的增加，导致指数ν的变化呈现先减少而后增加的“U型”轨迹。也就是说，伴随着运输条件的改善和商品运输损耗的减少，制造业选择区域集聚的倾向先增而后减。之后，新经济地理学试图对制造业集聚趋势的分析进行多视角的拓展。（1）Krugman和Venables（1995）探讨了多个区域的制造业分布问题：过高的运输成本导致各个区域的自给自足，制造业均匀地分布在各个区域；当运输成本达到中间值时，交易活动也相应地达到最大，制造业和农业分别位于不同的区域；伴随着运输成本的进一步下降，产业开始呈现出空间扩散的趋势。（2）Fujita和Thisse（1996）注意到劳动力非充分转移条件下的制造业集聚均衡：中等运输成本导致空间集聚；当运输成本降低时，更容易产生推动制造业空间扩散的“离心力”。（3）Puga和Venables（1996）分析了报酬递增产业和报酬不变产业同时进行要素市场竞争的更一般情景：较高的运输成本导致制造业分散；当运输成本中等时，“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共同决定厂商在某些区域集聚；当运输成本变得较低时，原先落后区域的制造业份额不断增加，并循环累积地吸引产业转移，制造业开始呈现空间扩散的趋势。
   
    图1　指数ν与运输抵达比重τ的关系
    Chakravorty（2003）注意到，新经济地理学强调制造业空间分布具有“集聚之后扩散的趋势”。Lall等（2004）对新经济地理学关于制造业集聚均衡的总结指出：考虑到运输成本首先决定制造业集聚，而最终促进其扩散，“于是，我们能够期待空间集聚的范围与运输成本之间存在‘钟型（倒U型）’关系”（Lall等，2004），（见图2），图中的倒U型曲线也被称为LSD曲线。
   
    图2　产业集团与运输成本的关系
    LSD曲线是一条形状近乎完美的曲线，然而，几何的完美并不意味其对制造业集聚认识的完美无缺。自问世以来，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预测一直为缺乏实证支持所困扰（Sunley, 2001），当然，其严谨的分析为进一步提供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交易费用影响制造业集聚的现实提醒我们，拓展市场接近的内涵以分析集聚均衡，是对新经济地理学的一种有益的补充。
    三、市场接近的制度思考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市场接近是决定制造业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然而，影响市场接近的因素并不仅仅只有运输条件，“最好是思考一个范围更广的类别——交易费用，它在一般意义上妨碍了市场的形成，而在一些特殊的情况

下则完全妨碍了市场的形成”③。又例如，North（1990）指出，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得益于更为复杂的贸易组织形式的内部连续。近些年来，在贸易分析中拓展贸易成本概念的必要性日益受到重视（杨青龙，2010）。相似地，在分析制造业空间分布时，我们同样有必要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拓展市场接近概念。鉴于新经济地理学从生产提供者的角度定义市场接近，本文借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提供者交易费用概念，从交易和运输两个方面界定市场接近的难易程度。
    此外，从理论分析完备性的视角来看，充分考虑提供者交易费用在市场接近中的作用，是新经济地理学自身完善的内在要求。“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致力于根据迪克希特和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方法逐步构建一个空间经济模型，来‘解决’不完全竞争的问题”④。相对于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导致更多的提供者交易费用，这包括：（1）市场不完全性导致提供者必须付出更多的搜寻和信息费用；（2）垄断导致竞争不足，从而增加了提供者在讨价还价和决策方面的费用支出；（3）在垄断竞争市场上，由于交易双方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较大，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也相应较大，从而增加了提供者的交易监督和执行的费用。显然，在垄断竞争框架下分析市场接近的作用，不应该忽略提供者交易费用的影响。
    既有的实证分析表明，提供者交易费用绝非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因素。根据Seyffert（1966）的测度，早在1959年，德国116种非食品商品的提供者交易费用就达到最终消费价格的38.3％。经济学还注意到提供者交易费用比重的上升趋势。Wallis和North（1988）发现，交易费用占GDP比重由1870年的26.09％增加到1970年的54.71％，增长了1倍多。考虑到交易费用构成比例的相对稳定，提供者交易费用必然也表现出增长的趋势。因此，在分析市场接近对制造业集聚均衡的影响时，如果忽略提供者交易费用的影响，分析结论难免具有以偏概全的嫌疑。
    需要强调的是，新制度经济学还注意到提供者交易费用比重与运输成本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Wallis和North（1988）注意到，交易费用比重在近一个世纪中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于生产和运输所涉及到的大量合约的高度重视”（Wallis和North, 1988, p. 122），提供者交易费用比重与运输成本具有反向的变化关系。运输成本的下降在促进商品空间转移的同时，也促进了提供者交易费用比重的上升。提供者交易费用比重与运输成本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我们在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下全面分析市场接近对集聚均衡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切入点。
    我国的提供者交易费用比重同样表现出快速增加的趋势。借鉴Seyffert（1966）的计算方法，我们从我国C门类制造业中的15个大类⑤ 中，每类选择10种代表性商品以估算提供者交易费用。估算结果表明：提供者交易成本占最终消费价格的比重从1985年的36.4％提高到2008年的43.1％，表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其中，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的经济决策功能向个体的转移、市场经济导致的市场交易增加、运输条件的改善等，共同推动了提供者交易费用比重的上升。考虑到我国提供者交易费用的规模和增长趋势，同样不能忽略其对市场接近难易程度的影响。
    四、集聚均衡分析
    “任何一个复杂系统模型……首先进行一些明显不符合现实的简化，以便将系统转化为某种可以处理的东西”⑥。同样，在对制造业集聚的模型化分析中，新经济地理学在建立可解析分析框架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交易因素的影响，导致了模型化分析的制度缺失（Hoare, 1992; Johnston, 1992）。补充交易费用因素以分析制造业集聚均衡，是对新经济地理学分析的一种可行的拓展。
    提供者交易费用与运输成本共同影响到制造业集聚均衡，根据前文的分析，这种影响涉及的关系可以概括为：（1）提供者交易费用比重是运输成本的函数；（2）提供者交易费用和运输成本共同反映了商品空间转移的损耗程度，进而影响到制造业的集聚均衡。其中，提供者交易费用和冰山运输成本的影响因素、变化趋势和理论渊源可以概括为表1。
   
    结合提供者交易费用的变化规律以及冰山运输成本的影响（Lall等，2004），可以得到制造业集聚的均衡状态，（见图3），图3的双纵轴设计有利于分析提供者交易费用和运输成本共同作用下的制造业集聚均衡。其中：（1）左纵轴表示制造业的集聚程度，右纵轴表示提供者交易费用导致的商品价值损失比重，横轴为运输抵达比重；（2）LSD以左轴为纵坐标，描述制造业集聚程度与运输抵达比重的关系，具有“倒U型”的形状；（3）TCC以右轴为纵坐标，表示提供者交易费用比重，其与运输抵达比重之间存在边际递减的同相变化关系（Seyffert, 1966; Wallis 和North, 1988）；（4）以Q为原点，沿纵轴向上为提供者交易费用损失比重增加，沿横轴向左为运输损失比重增加，连接两轴的直线BC为45°线，表示提供者交易费用与冰山运输成本之间的当量换算。一方面，运输成本下降而超过一定程度之后，则推动制造业集聚表现出扩散的趋势（“倒U型”关系的右半部分）；另一方面，提供者交易费用的相应上升，又产生抑制扩散的向心力。A点为运输成本无限下降情况下的制造业集聚均衡点。考虑到提供者交易费用的增长小于运输成本的降低（反之，则表现为净的福利损失），并且两者之间具有边际递减的函数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均衡点趋近而不会超越A点。
   
    图3　制造业集聚均衡分析
    可见，制造业集聚并没有像新经济地理学所预测的那样——表现出“集、聚之后扩散的趋势”（Chakravorty, 2003），而是存在非扩散的均衡状态——相似于马歇尔（1890）和缪尔达尔（1957）等人的结论。非扩散均衡状态的存在，有利于理解产业集聚的长期性和周期性——外部因素导致的集聚均衡偏离具有向均衡点恢复的趋势。
    五、交易制度和组织视角的比较静态分析
    正如商业革命和大曾经推动了马格里布与欧洲地区远距离贸易相关的交易制度变迁和组织（Greif, 1992），运输成本降低而导致的交易活动日趋频繁，必然诱导交易制度和组织发生相应的变迁演进。于是，提供者交易费用与运输成本之间的函数形式发生变化，并进而影响到制造业集聚均衡的比较静态特征。从交易制度和组织的视角来看，导致函数形式发生变化的因素主要可以分解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信息搜寻费用的变化。信息搜索费用是提供者交易费用的重要内容，其包括：广告、拜访潜在

      

客户等直接支出；股票交易、展览会和各种商业集会等市场组织相关的间接支出；保障交易成功所必需的邮递、通讯、销售员等费用支出；收集和对比分析下游客户的需求情况和支付能力的支出；等等。伴随着快速的信息化进程，获取信息在经济决策中的作用日趋重要，这促进了有利于信息搜寻费用节约的制度变迁和组织（Hirshleifer和Riley, 1979）。例如，有利于信息披露和可信性的制度、各种中介组织的、行业协会信息提供能力的增强、等等，都影响到信息搜索费用的发生，从而改变了提供者交易费用的函数形式。
    第二，讨价还价费用的变化。与讨价还价相关的提供者交易费用，是指签约相关各方面就合约条款谈判和协商所必需支付的交易费用。考虑到不同区域在制度、法规和习惯等方面的差异，跨区域的讨价还价变得更为复杂。与此同时，跨区域导致的信息不对称，也会影响到谈判的效率（Kreps, 1990），增加了提供者的交易费用支出。因此，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交易模式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抑制垄断和鼓励竞争的制度设计以及信息搜集方式导致的信息对称性增强，对提供者交易费用路径的转变具有促进作用。
    第三，监督和执行费用的变化。产品提供者的监督和执行费用包括对产品交割情况的监督、保护生产者权益、提供产品质量、规格和数量信息、执行合约的条款等过程中发生的费用。正如Williamson（1985）在分析事前和事后签约行为时所指出的，机会主义行为可以通过适当的制度设计而得以避免。有利于降低监督和执行费用的制度设计包括：产品和服务的标准化、知识产权的保护、法制化建设等，这些制度设计影响到提供者交易费用的函数形式变化。
    第四，市场交易所占比重的变化。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企业组织的边界取决于企业的内部组织协调成本与市场交易费用的对比均衡。伴随着企业组织方式的进步，企业内部的组织协调成本不断降低，于是，企业的规模也将相应地扩大，企业在某种程度上逐渐承担了原来由市场承担的一些交易功能。例如：跨国进行企业兼并，子和加工车间，原来由市场承担的交易转变为内部资源配置，因此，市场交易范围减少，交易比重下降。与此同时，伴随着价值链竞争日趋重要，价值链的组织协调功能不断增强，这也相应地推动了市场交易比重的下降。市场交易比重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提供者交易费用的上升趋势。
    第五，群间交易与提供者交易费用的分化。Caniels和Romjin（2003）注意到，制造业集聚导致集群之间产生合作效应，有利于降低集群之间的提供者交易费用。贴牌生产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贴牌生产是一种产业链内合作的产业组织形式，其经常发生在两个制造业集群之间，能够有效降低提供者交易费用，促进集群的共同。图特林根与锡亚尔科特的集群间合作，就得益于贴牌生产。在提供者交易费用普遍较高的前提下，群间交易的费用节约优势更加明显。于是，集群间交易与非集群间交易的提供者交易费用发生分化，进而影响到制造业的集聚均衡状态。
    图3描述了提供者交易费用函数形式变化对制造业集聚均衡的影响。交易制度和组织演进导致的提供者交易费用降低的函数形式变化，可以表示为TCC曲线向左下移动为TCC′曲线，于是，均衡点从A点转移到D点，制造业的产业集中程度下降。比较静态分析有利于理解制造业集聚的以下两个特征：（1）考虑到中国家的交易制度和组织在总体上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国家往往具有相对较高的制造业集中程度；（2）群间交易的提供者交易费用优势，导致了制造业集聚的群间扩散和以集群为基础的网络化趋势。
    六、基于行业数据的经验验证
    制造业集聚的行业差异性，为验证提供者交易费用对集聚均衡的影响提供了可利用的数据。从行业对比的视角看，不同行业在信息搜寻、讨价还价、监督执行、企业规模和群间交易等方面的差异，必然导致提供者交易费用的差异。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集聚应呈现相对稳定的规律性分化——提供者交易费用比重较高的产业，其空间集聚程度相对较高；反之亦然。以下，我们应用行业数据进行经验验证。
    本文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产业分类，选择C门类制造业中的15个大类，依据2006－2008年的行业数据，从提供者交易费用的视角对比分析制造业集聚均衡的变化趋势。我们应用赫芬达尔指数（HHI）和产业集聚率（CI）测度产业集聚程度。HHI是指一个行业分布在各个区域的份额的平方和，指数值越大则产业集聚程度越高；CI表示产业规模最大的几个区域占整个区域的份额。本文应用总产值数据计算HHI和CI。HHI的计算结果表明，我国集聚程度最高的产业大约相当于均匀分布在5个省份，于是，我们选择产业规模最大的5个省以测算CI。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代表性，本文从15个大类中，每类选择10种商品测度提供者交易费用比重指数（STC）。根据计算数据，以STC为横轴，分别绘制HHI和CI的散点图，并附加趋势线，见图4和图5。其中，HHI与STC的相关系数为0.790，CI与STC的相关系数为0.853，都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
   
    图4　STC视角的HHI分布与趋势
   
    图5　STC视角的CI分布与趋势
    显然，从提供者交易费用的视角来看，根据HHI和CI计算的制造业集聚程度都表现出明显的趋势性。制造业集聚与提供者交易费用比重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与本文的理论分析相一致。
    七、评述性结论
    新经济地理学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框架下，对制造业集聚进行了严谨的理论分析，并预测集聚程度与运输成本之间存在“钟型（倒U型）”关系。然而，“集聚之后扩散”的预测与现实并不吻合，因此，有必要对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进行某种程度的修正。本文从提供者交易费用的视角分析了制造业集聚的均衡状态，并讨论了其比较静态特征，对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进行了拓展。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制造业集聚应该存在规律性的分化——集聚程度与提供者交易费用比重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基于行业数据的经验分析，观察到了上述正向关系。
    本文的分析对于认识我国的制造业集聚具有如下意义：（1）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市场的区域分割现象，提供者交易费用相对较高，于是，制造业更加倾向于空间集聚以降低交易费用，产业集聚程度也相应较高。（2）促进交易制度完善和组织的，有利于制造业的空间扩散。区域平衡战略应注重市场的一体化建设，特别是，促进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制造业集群之间的产业关联，以降低提供者交易费用进而

      

促进制造业扩散。（3）区域经济规划应充分注意不同产业在空间集聚程度上的差异性。（4）考虑到集聚均衡具有相对稳定性，制造业空间不平衡的趋势必然长期存在。因此，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以避免区域差距的过度扩大，而不是消极地等待制造业的空间扩散。
    注释：
    ① ［英］阿弗里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82页。
    ② 同上，第284页。
    ③ ［美］埃里克·弗鲁博顿、鲁道夫·芮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姜建强、罗长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4页。
    ④ ［美］保罗·克鲁格曼：《、地理学与经济理论》，蔡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页。
    ⑤ 本文选择的15个大类包括：C15饮料制造业、C16烟草制造业、C17纺织业、C22造纸及纸制品业、C26化学燃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C31非金属矿物制品业、C32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C33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C34金属制品业、C35普通制造业、C36专用设备制造业、C37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C39电气及器材制造业、C40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C41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制造业。
    ⑥ ［美］保罗·克鲁格曼：《、地理学与经济理论》，蔡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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