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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政治背景的效应分析陈一洪

发布时间：2013-6-28 阅读次数：495 字体大小: 【小】【中】【大】

摘要:根据企业政治关联理论，具有一定程度政治关联的企业能够在、行政审批以及信贷的可得性等关系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方面得到一定的优惠。作为企业高管的一个特殊群体，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①是否同样起着上述显著作用，其政治背景究竟给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文章对此提出三个假设。针对三个假设，文章在考虑聘请具有政治背景的独立董事这一行为可能受到其他高管是否有政治背景、业绩、实际控制人性质等特征的影响的基础上，采用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关键词:独立董事;政治背景;企业政治关联论;联立方程模型

一、独立董事政治背景———基于现状的思考(一)上市应付式引入独立董事作为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独立董事制度在一开始就作为一种强制政策引入中国，这种非诱致性制度变迁对企业造成的影响及企业的反应是企业管理的热点。

对上市独立董事的数量及比例的简单统计就能发现，作为对政策的反应或者说是满足监管要求，多数上市独立董事的数量及比例以达到3人及1/3为限。而且从统计分析的结果来看，达到最低要求的年份都是在规定的时限年份。

笔者以为这正好也反映了上市对监管的应付，这种非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在上市没有变迁动力的情况下强制产生，必然会遭到上市应付式的配合。

但是，作为理性的个体，上市在既定的事实面前最好的决策便是充分利用这一制度。既然引入独立董事是必需的，在一定的成本之下，最大化收益才是上策，那么，最符合利益的独立董事自然成为上市追逐的对象。而在这里，制度的异化得到了体现。

(二)独立董事政治关联化———既定下的“理性”选择对大多数上市来讲，独立董事的主要作用并不是为多数所承认或接受的，他们当然希望独立董事能够“懂事”，因此，在安抚独立董事的条件下，这些必然会充分挖掘独立董事的“副作用”①。而这种表现便体现在独立董事的名流化②。笔者所关注的则在于所谓的“政治关联化”，据笔者的统计分析显示，2004年至2008年，大约有30%的上市的独立董事存在政治关联，这些独立董事或是现任的各级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或是前任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其政治背景的普遍性并不令人感到惊奇，而这些中大约30%的拥有双重的政治背景，即，不但独立董事拥有政治背景，其他主要高管也拥有政治背景更不令笔者感到奇怪。上市聘请这些社会人士出任独立董事会给上市带来什么，如果不是让独立董事来监督自己，那么，前述的“副作用”又是什么呢?(三)独立董事政治背景———独立董事制度的新角度笔者希望从一个不同于已有的角度去独立董事制度，即在中国政治经济背景下考察这种独立董事的政治背景可能给企业带来的影响。对于这个角度，笔者参考了Hillman和Dalziel(2003［1］)的观点。作者认为代理理论一直是董事会作用的主导理论，因此学者们关注于董事会的监督控制职能而忽视了董事能力的异质性，而董事能力取决于董事资本，资源依赖理论学者们的一个主要关注点便在于此。这种资本既包括董事的资本(经验、专家水平、声誉)也包括关系资本，这种关系资本则能够使董事获取“关系网络中事实存在的以及潜在的镶嵌于关系网络的资本”(Nahapiet和Ghoshal，1998［2］)。这种基于董事资本概念的资源依赖理论(the theoryof resource dependence)为笔者独立董事的所谓“副作用”提供了启发。

资源依赖理论来源于经济学和社会学对权力分布的。此类得出了一个一般性的结论，董事是积累资本的重要推动力，可以通过董事在社会中的威望来获取的声誉，维持一定的社会地位，这对于应付外部的不确定具有重要的作用。Dalton、Daily、Johnson和Ellstrand(1999［3］)的经验表明董事资本与业绩之间存在关系。Amy J．Hill-man和Thomas Dalziel(2003［1］)指出董事资本为提供及时、有价值的信息并能够帮助减少在不确定性下处理不确定性的交易成本，因此能够帮助提升的业绩。

吴文峰等人(2009

［12］)了中国民营上市高管的政府背景对价值的影响。发现，在区分政府背景等级之后，高管的地方政府背景对价值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中央政府背景并没有影响民营上市的绩效。作者认为民营上市主要受地方政府的管辖，因而其高管的地方政府背景有利于企业减少地方政府的权利侵害行为，并且能够帮助企业在融资上获得便利。

而Fan Wong和Zhang(2007

［9］)的文章则提出了相反的事实。作者指出，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首发的首日股票回报率与CEO的政治关联存在强负相关，意味着中国投资者预期到政治干预的负面影响，因而降低了愿意付给的股价。

而最新的则来自Eitan Goldman、JrgRocholl和Jongil So(2009［10］)。结果表明:(1)随着提名具有政治关联的人士来担任董事，由于市场预期可能在未来获得与此相关的政治收益，的股票价格出现上升现象;(2)当具有政治关联的董事会成员所属的政党控制了总统职位，那么由该董事带来的超额收益会上升，反之那些隶属于反对党的政治关联董事带来的超额收益则下降。

(四)针对独立董事政治背景的及其不足作为董事会中的一员，独立董事的这种政治资本同样不容忽视。然而，对独立董事政治背景的却相当稀缺。在资源依赖理论已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20世纪70年代资源依赖理论就已经在组织中崭露头角了)之下，并且对独立董事制度已然成为热点的情况下，独立董事的政治作用不该成为独立董事制度的一个死角。所幸的是，Anup Agrawal和C．R．Knoeber(2001［5］)的为学者们扫除了这一死角①。他们指出，独立董事除了能够发挥监督与控制作用之外还能发挥政治作用。在那些政治因素成为盈利的重要影响因素的内，这类具有政府或法律背景的独立董事可以利用他们这方面的经验知识及相关洞见帮助预测政府的行为，并通过自身的背景影响力力争使政府的决策朝着有利于自己所服务的的利益的方向进行。作者以美国的例子为自己的论点提供了论据。但是，AnupAgrawal和C．R．Knoeber(2001［5］)一文并没有直接独立董事的政治关联可能对造成的影响，它了聘请具有政府或者法律背景的人士担任独立董事这一行为的影响因素，而又不具体指出这种聘任行为可能对造成的影响，同时它仅针对美国上市。当然，这也为笔者的留下了余地。

但是，作为不同于其他高管的独立董事，其作用的发挥一直离不开大的影响，虽然独立董事是以独立客观的第三方的角色进入董事会，不可否认的是，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一直都备受质疑，特别是在强高管影响力、弱治理的中国里，这种独立性更是受到学者们强烈诟病。因而，独立董事的政治背景的影响力不同于高管整体的政治背景的影响力，他既存在独立的影响力，同时也可能受到其他高管的影响，如何分离这种单独影响与交互影响是关键所在。

二、假设

独立董事的政治背景或是单独发挥作用，或是在其他同样具有政治背景的高管的影响下发挥作用;是对企业绩效起积极正面的影响，还是消极负面的影响;独立董事是与其他同样具有政治背景的高管合谋、助纣为虐，还是为股民请命，减轻这种负面影响?又或者也许会夸大独立董事的政治背景的影响力，也许他的这种背景如同“装饰品”(“window dressing”，Helland和Sykuta，2004［8］)一样中看不中用?据此，笔者提出三个假说:(一)“帮助之手”(helping hand)具有政治背景的独立董事受聘反映了这些看中独立董事的政治背景，期望从中获取潜在的政治收益。独立董事的这种政治背景可以视为“声誉资本”，而且这种“声誉资本”的无形资产特征还能提升企业积累资本的能力。企业聘请具有政治背景的独立董事起到了信号传递的作用，而这种信号又是积极的，对企业是有利的。而不单单在融资方面，在其他方面也同样能够起到这种积极作用，包括行政审批、政府采购合同的竞争等等，这种政治背景往往能使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

(二)“结盟效应”(aligning effects)Fan、Wong、Zhang(2007［9］)的指出中国部分私有化的产权安排导致了这些企业强官僚影响、弱治理以及低专业化水平的董事会特征。

这使得那些具有政治背景的CEO的企业倾向于聘请具有政治关联的董事，而具有商业经验的董事则相对减少。而独立董事的提名受制于这样的董事会自然会产生类似的结果。高管中具有政治背景的企业将比那些不具这种背景的企业有更大的聘请政治关联独立董事的动机。

当然，这种“结盟效应”对企业的影响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在此还难以做出判断，有赖于各种力量的相互抗衡，此消彼长。如果如上述假设所述，那么，这种“结盟效应”自然是“强强联合”。同时，如果高管的政治目标对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超过可能的潜在政治收益，那么这种“结盟效应”就会走向另一端，即“助纣为虐”了。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没有的。以实现社会公平和稳定为主要目的的政治目标可能以损害效率为代价。地方政府救济濒临破产困境的地方国有企业时往往把解决下岗人员的再就业视为首要考虑因素而把效益放在第二位，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政治干预的负面影响。独立董事一旦在这一目标上与企业其他高管达成统一战线，那么对企业及股东的利益来说自然是“助纣为虐”了。

(三)“装饰品效应”(window dressing effect)独立董事的政治背景中看不中用，仅仅是纯粹的“装饰品”而已。法律赋予独立董事的特殊职权需要独立董事较高的独立判断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这与独立董事工作时间有限及其外部人的身份相矛盾，在免责及责任制度尚未建立健全的中国，独立董事承担较高的风险。因此，笔者认为，那些具有政治背景的独立董事为了尽可能的规避上述的风险，可能以不作为的态度对待企业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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