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忽必烈以八思巴为国师，对八思巴执弟子礼，以藏传佛教为国教，设立帝师制度，影响了整个元朝；安西王忙哥刺也信仰藏传佛教，受戒于国师叔父槊里吉察揭兀的重臣商挺也来到安西王府，安西王、王妃、世予、公主等都以“师事之”，由商挺提出，安西王出巨资于崆峒山修建宝庆寺；第二代安西王阿难答的思想是多元的，既有藏传佛教的影响，也有伊斯兰的影响。

      忽必烈(1215-1294 )，是成吉思汗之孙，拖雷的第四子，蒙哥汗的弟弟。1232年，父亲拖雷逝  世，丧父之痛，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早年走向成  熟。他从青年时代就喜欢听别人讲述前代帝王的  经历和业绩，在他的王府中，聚集了一批汉族地主  知识分子，如窦默、姚枢、刘秉忠、史天泽、董文用  等人。这些著名文化人，不但为忽必烈灌输了中  国传统文化和思想，帮助他了解中原汉地各方面  的情况，而且成了忽必烈的重要幕僚，治理国家的  诸多策略和思路都出自于这个幕僚班子。同时，  在宗教文化选择方面开始接触藏传佛教并形成自  己的宗教思想，对元代及元代以后的藏传佛教文  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忽必烈接受藏传佛教思想始于驻哗六盘山时期
      六盘山是成吉思汗攻灭西夏的前夜选定的行宫。1227年正月，蒙古大军南渡黄河，接连攻占积石、临挑、河州、西宁之后，挥师进人宁夏南部固原。德顺军(今宁夏固原市隆德县)是成吉思汗进人宁夏南部的第一站。闰五月，天已大热，成吉思汗驻夏于六盘山。六盘山行宫的地位，从此奠定，了蒙哥、忽必烈等成吉思汗后人驻军六盘山并消夏的历史格局，也奠定了后来安西王府的历史地位。
    蒙元攻灭南宋，经过窝阔台、蒙哥、忽必烈时期的经略，先后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战争，前后历时40余年。蒙哥即位后发动了历时7年的第二次蒙宋战争。忽必烈平定吐蕃、亲征大理，是这次战争的第一阶段。
    1252年夏，蒙哥汗命其弟忽必烈为统帅，老将速不台之子兀良合台为副统帅，率大军远征大理国(今云南大理)。这是忽必烈总领漠南军国重事后，第一次承担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远征大理，从西南包抄夹攻南宋，是成吉思汗既定的战略方针。同时，征服吐蕃也是这次军事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六月，忽必烈在曲先脑儿觑见大汗并受命专征。
    因当时南宋没有统一，进兵云南的线路需取道于川藏地区。忽必烈率大军南下，在六盘山行宫驻哗。这期间，他派人到凉州请藏传佛教萨迎派的新教领袖八思巴到六盘山行宫会面，咨询进兵云南时路经藏区的相关事宜。从此开始，由于的需要，他们走到了一起，忽必烈最后也成了虔诚的佛教徒，接受了八思巴的喜金刚灌顶，包括他的王妃察必。忽必烈大军进抵六盘山之后，请远在凉州的八思巴到六盘山行宫议事的意义非常重大，显然与征大理国的用兵、线路和粮草供给有关。八思巴应邀随阔端之子蒙哥都前来六盘山行宫与忽必烈会见，忽必烈向八思巴询问有关藏族的历史、宗教方面的问题，之后要求八思巴派人回藏区摊派兵差，征集财物，八思巴以各种理由拒绝了忽必烈的要求，忽必烈也拒绝了八思巴的请求。这样，双方心里都不高兴。忽必烈的妃子察必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女人，她是忽必烈近身的一位重要参谋和助手，忽必烈征大理的过程中，她随侍在军中。此刻，当她看到这种尴尬局面时，马上出来调合，并提出应将八思巴留下来继续问法论道。
    忽必烈召见八思巴，主要是为了军事。在与忽必烈的接触过程中，八思巴逐渐揣摸到忽必烈的心事，就是进军大理要通过藏族地区，需要仰仗藏传佛教领袖帮助。当八思巴与忽必烈达成共识后，八思巴通过对西藏宗教知识的灌输，对吐蕃、西夏藏传佛教的影响以及对汉文典籍的了解和深入讲解，对忽必烈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他从单纯利用藏传佛教转变到在利用的同时也崇拜西藏佛教。当他们的关系更深一层的时候，王妃察必向八思巴请求传授萨迎派的喜金刚灌顶。“灌顶”，本来是印度古代的一种仪式，国王即位时取四大海之水灌于头顶表示祝福，后来佛教密宗也采用这种仪式。八思巴给王妃察必传授了结缘灌顶。之后，八思巴也为忽必烈传授了萨迎派的喜金刚灌顶，这一年忽必烈38岁。从此，八思巴成了忽必烈宗教方面的老师，被封为国师。1254年，当忽必烈出征大理北返驻$}六盘山时，与八思巴应该还有过会面。
    忽必烈的这些重大宗教活动，是在驻蹿六盘山时期完成的。总体上，这些宗教活动与他进军大理的思路是一致的。此外，从宗教意义或宗教政策方面看，忽必烈接受八思巴密宗灌顶一事，对后来元朝的宗教政策和对藏族地区的政策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忽必烈以八思巴为上师，对八思巴执弟子之礼，可以说是后来元朝以藏传佛教(喇嘛教)为国教、设立帝师制度的滥筋，影响了整个元朝。
    二、皇子安西王忙哥刺的藏传佛教思想
    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第二年冬，忽必烈封皇子忙哥刺为安西王，“赐京兆为封地，驻兵六盘山”。同时，安西王府应运而生，并立王相府，以商挺为王相。安西王驻节六盘山，目的在于分制陕西、四川等地，任务和使命艰巨，因为统一南宋的战争正在进行中。早在数年前，忽必烈在召见刘好礼时，刘就上言:“陕西地重，宜封皇子诸王以镇之。创诸都城，宜给直以市民地。”忽必烈觉得说得很在理。
    忙哥刺受封的第二年，即1273年，朝廷明确安西王分治陕西和四川，遂建立开城府。在王府格局上，“仍视上都，号为上路”。不久，皇帝又封安西王为“秦王”，别赐金印。此时的安西王，实际上一藩二印，两府并开。其府在长安者曰安西，在六盘者日开城，皆视为王府。《诸王麟三》安西王冬居于京兆(长安)，夏徙居六盘山，每年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开城安西王府这种政治上、军事上的特殊地位的形成，是由特定的历史背景形成的，安西王府及其所在的六盘山有着非常重要的军事作用。
    安西王受封后，六盘山行宫成了他的驻躁之地。当时元朝政治中心仍在开平，之后才开始迁人大都。在此前，开平、六盘山、四川三点一线，安西王居六盘山统一指挥，实际上是中央派往陕西、四川地区的最高行政和军事机构。安西王“一藩二印，两府并开”，地位至尊，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他实际上是皇帝经营陕西、四川的直接代理人。安西王有权派遣官吏巡视和督战，调解内部纷争，可以奏报四川的战况，还可以因特殊情况发布特殊命令，称之为“教”，以别于天子的“救”，同样具有“圣旨”般的权威。可见安西王府当时的崇高地位。
    安西王忙哥刺信仰藏传佛教，与他的父亲忽必烈有直接关系。当藏传佛教被忽必烈定为国教之后，藏传佛教的信仰与推崇，就与元代的政治文化与统治策略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皇子忙哥刺自幼奉父皇之命，延请当时的中原著名文化人做他的教师，接受汉文化。但从他的名字来自“梵文幸福”之意的情节看，他应该随父母信奉了佛教。忽必烈阪依藏传佛教，对忙哥刺影响很大。1275年八月，国师八思巴为皇子安西王忙哥刺写《皇子忙哥刺父母造广、中、略三种梁若及华严经的说明》;第二年七月，又为忙哥刺写《授皇子忙哥刺之教戒—吉祥串珠》。这些都说明忙哥刺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安西王忙哥刺时期，正当他的父亲、元朝的建立者忽必烈执政时期。在宗教文化信仰方面，忽必烈以藏传佛教萨迎学派的代表人物八思巴为“国师”，以藏传佛教作为全国的宗教信仰而尊崇。在这个文化背景下，安西王忙哥刺同样受这种时代宗教文化的影响，对藏传佛教十分推崇，就连他的王相府重臣商挺都饭依了藏传佛教。历史远去了，但当年安西王忙哥刺留在甘肃平凉蝗炯山上的宗教文化遗迹却传了下来。由《创修腔峋山宝庆寺记碑》(《峻恫山志》)，我们仍能看到安西王忙哥刺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思想。
    忙哥刺受封安西王，离开大都前往王府时，作为统辖西北、西南大片土地的亲王，在宗教文化方面同样非常重视藏传佛教的信仰。据商挺撰写的《创修岭酮山宝庆寺记碑》看，离京时有国师的叔父架里吉察揭兀相随到安西王府，商挺也以受戒弟子的身份相随，到六盘山下的安西王府从事藏传佛教的宗教活动。

    商挺，原本是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前幕僚班子的重臣，官至参知政事、枢密副使，至元九年(1272)出为安西王相。商挺何时饭依佛门，已没有资料来说明，但从他撰写的《创修峻蛔山宝庆寺记碑》看，在元朝建立前就已经受戒于架里吉察揭兀。商挺随安西王忙哥刺来到六盘山下的安西王府，除行施王相的职权外，还肩负着宗教传播的任务。在安西王府，商挺“旦夕持诵，修作佛事。小心精进，不懈益虔。安西王及妃逊多礼，世子阿难答、帖古思不花阿董赤，公主呐论普演怯力密失，咸受戒于商，师事之为谨。商请居平凉之蝗恫山建设道场”囚。商挺虔诚信佛，诵经不懈，安西王与王妃、世子、公主等都以“师事之”。这与忽必烈在朝中的做法是一样的。道场，原本是指“佛陀”成道之处，后泛指僧家诵经行道的场所。腔蛔山，为天下第一道山，在这里建寺礼佛，自然是商挺等人所看重的。在岭炯山佛教文化发展过程中，架里吉察揭兀和商挺都是著名的僧人，也是宁夏宗教文化发展史上的著名人物。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任用藏传佛教学派领袖八思巴为国师，设立总制院，负责全国的宗教事务和西藏地方事务，这是忽必烈创立的一种全新的宗教制度。皇室亲王受封治理地方，也同样要按照这种宗教体制来实施。安西王忙哥刺受封后来到六盘山下的王府，除了宗教人士外，像商挺这样的政府高官阪依受戒后，也要伴随在王府，是一种双重身份。安西王忙哥刺、王妃和王子等王府上层人物都以商挺为师而在六盘山下的王府受戒，正式饭依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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