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教学内容的改革、课程体系的建设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主要落脚点,也是高校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是世界整体的历史。但是,对世界历史学科应当给予一个怎样的定位?即对世界历史学科研究的对象、范围、任务、理论原则及学科特点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应当做出怎样的规定?作为大学教材的《世界通史》与学术专着作的《世界通史》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史学界都还尚未得到很好解决。
    关键词:世界通史;大学教材;体系;改革
    一、必须体现出教材的特点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是世界整体的历史。世界历史学科的研究任务和社会功能主要是为了:揭示世界整体历史复杂的运行过程及其规律性;建立世界整体历史进程宏观的、综合的、完整的历史认识和科学理论;提供现实世界整体化进程的总体背景和历史的解释;探索世界整体历史的一般发展趋势和未来前景;培养人们的整体思维方式,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促进人们关心人类的共同命运和维护世界整体的利益;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但是,对世界历史学科应当给予一个怎样的定位?即对世界历史学科研究的对象、范围、任务、理论原则及学科特点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应当做出怎样的规定?作为大学教材的《世界通史》与学术专着作的《世界通史》有什么不同?这些个问题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史学界都还尚未得到很好解决。笔者认为,编写作为大学教材的《世界通史》迫切需要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
　　1.每一章节除了内容提要外,还要有对当前的研究状况、不同观点和尚待研究的问题的介绍(含不同观点的代表性人物、着作和论文)。如:人类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的研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我国学者就写出了一些有份量的史前史着作,如吴汝康的《人类发展史》(科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的《世界上古史纲》(人民出版社,上册1979年出版,下册1981年出版)、林耀华主编的《原始社会史》(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
　　八十年代初,一些学者就人类起源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具有决定性因素的是劳动的创造作用,还是自然选择的作用”(姜义华主编:《社会科学争鸣大系·历史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1-602页)。他们强调生物进化规律在人类形成中的作用,怀疑劳动创造人的命题;认为人类形成只能到生物进化的一般规律中寻找,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人的命题是根据拉马克的学说,而拉马克的学说已为现代生物学的发展所否定(张秉伦、卢勋:“劳动创造人”质疑。《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1期;《复旦学报》1981年第1、第5期也有这方面文章)。
　　龚缨晏1994年分别在《世界历史》和《史学理论研究》上发表文章,提出人作为一种动物,也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如果用劳动这种非自然因素来解释人类产生,把人类看成受超自然规律的支配,实际上是否定了现代科学。针对一些人的诘难,他进而指出,他的文章并不着眼于前人说过什么,而是“根据现代科学的成果我们应当改变哪些观念”(“让我们脚踏实地地迈向新世纪一直立行走及我们的学术”,《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注:详情请参见项翔/宋发清/王加丰/李宏图撰写的论文“20世纪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原文载于《学术月刊》1999年第8期。)另一方面的重要进展是对巴霍芬、摩尔根史前社会组织模式理论的修正。童恩正指出,摩尔根的历史观是“技术决定论的”(“摩尔根模式与中国的原始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任寅虎认为摩尔根、恩格斯的有关论着在史料运用、逻辑推理和理论分析方面存在一些缺陷(“古代婚姻家庭中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汪宁生也指出:世界各个较原始的民族中实行母系的只占15%左右,且多半发生在农业社会,在狩猎、采集或游牧民族中很少见,易洛魁人在与欧洲人接触前也不是母系制(“易洛魁人的今昔—兼谈母系氏族社会的若干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1期)。
　　2.针对每一章节还应给出较系统的参考书目和有代表性的论文(注名刊载文章的刊物名和出版时间)。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植根于一定的知识传统和概念体系之中,任何研究者必须从本学科的知识体系中获取资源,掌握已有的学科范式,才能进入学术的门径。林毓生曾借用博兰尼的“支援意识”一词,来指称这些从既往知识传统和概念体系中获取的资源(注: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6-17页)。对于人文学科来说,这种“支援意识”是由一些公认的理论、知识和概念所构成,它是研究者在所受教育和修养的过程中,通过平日的积累而形成的,并且内化为研究者发现问题、进行思考和提出观点的悟性和能力。如果没有特定的知识传统和概念体系作为支持,一项研究就必须从论述和介绍所涉及的每一概念、每一知识开始,那就根本无法展开论述,也达不到推动知识有效增长的目的。任何一种论说都包含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后者是前者的基础;一种论说的隐性知识含量越大,其学术份量就越重。这就是学术研究何以要由博返约、既专且通的道理。
　　同时我们也知道,任何学术研究都不是平地起高楼,而必须建立在既往的研究积累之上。对已有研究成果的了解,乃是发现问题、寻找创新可能性的突破口。研究者必须首先对本领域的研究进展了如指掌,才能确定自己的课题在这个领域的位置和价值;进而必须熟知在这个课题上的所有成果,才能得到学术上的参照,真正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有所增益。所以,我们在着手一项研究时,必须首先检索文献,认真阅读相关的书籍,对已有的研究作出恰当的估价。对相关文献收集得越充分,阅读得越仔细,对自己课题的把握就越准确。研究外国史,既要了解国内的研究,更要知晓国外史学界的情况。一种原创性的论着,最好能在书中对既往研究作出介绍和评价,将自己的研究置于坚实可信的学术传统之中。
　　3.给出的复习思考题,要真正体现复习与思考两种不同的类型和功能。复习题是本章节的学习重点,旨在引导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归纳和总结,以达到“温故而知新”的目的;思考题是本章节目前尚待解决的研究性的问题,旨在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塑造史学研究的后继英才。毋庸赘言,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推动知识的有效积累,增进文化财富,所以,创新是学术研究的根本目标和意义所在。一项研究必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前进。没有创新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劳动。在评价一项学术成果的价值时,我们所使用的基本标准,就是看它有无创新和创新的程度如何。创新就是要超越前人和超越自己。没有创新的研究,只是低水平的重复;重复自己的研究成果,也是一种无益的行为。
　　史学研究的创新表现为:一、发现新问题;二、运用新史料;三、提出新解释;四、进行新综合。但是,在中—58—国进行外国史研究,创新却十分困难。原因在于:我们对外国历史的了解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很难深入其堂奥;由于文献的限制,我们对某一问题的既往研究不能全面把握,也就难以发现新问题;由于研究条件有限,我们很难发现和使用新的史料;再加上理论和方法的局限,提出新解释为不易;在对以往研究缺乏全面了解和理论存在局限的情况下,进行新的综合的可能性也甚为渺茫。不少外国史论着仅只是介绍或转述国外的研究成果,正是这种创新困难的表征。不过,这并不等于说我们根本不能有所创新。问题在于我们从何种角度看待创新问题,采取何种方式来实现创新。根据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实际状况,我们可以将创新理解为两种形式:一是提出新解释和进行新综合,二是填补国内研究的空白点。
　　第一种相对要困难一些,而且目前成功的例证较少。台湾史学家严耕望认为,采用新材料而取得成绩,并不十分困难,而能从人人见得到的寻常史料中发现新问题和提出新见解,乃是治史的较高境界(注:严耕望:《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对我们的世界史研究者来说,从外国学者已经使用过的史料中看出新问题和提出新见解,是实现创新的必备功夫。就一般情况而言,我们只能借助公开出版的文件和第二手文献,但我们的思维方式、观照角度、价值标准和外国学者有所不同,我们能够从新视角看出新的问题,提出不同于外国学者的解释。前提当然是要深入准确地把握问题,全面完整地了解文献。另外,我们还可以基于一定的理论和观察角度,利用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某一历史问题加以综合,提出宏观的解释框架或全面的历史叙事。这对于研究者的综合素养要求更高,因为这种综合必须基于一定的理论和解释框架。在这个问题上,吴于廑教授的研究提供了成功的例证。
　　从我们目前的状况看,更重要的是填补研究空白。外国史研究的创新,有着双重的参照对象。我们不仅要比照国外的研究成果,而且要基于国内的研究状况。外国学者研究已经十分充分的问题,而国内尚未起步,如果在对国外成果进行梳理后,在遵循学术规范的前提下,用中文话语将这些成果加以综合,其论着和外国学者的差别自然就会显现出来。这也应当视为一种创新(注:鉴于目前国内世界史某些领域的薄弱状况,即便是准确地介绍国外的研究成果,也是一种有价值的工作)。这方面的论着,在我们的世界史着述中所占比重甚大。可是,即使是这种工作也困难重重,因为文献资料的不足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限制。(详见李剑鸣“世界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刍议”,载于《世界历史》1999年第2期)二、用整体的世界历史观念去写分散的《世界通史》
　　建立整体的世界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历史的历史观)这是当前世界史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英国着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说:“每一个时代都需要它自己对过去的看法,在今天这个全球政治和全球文化的时代,则需要对历史的全球看法。”(见Geoffrey Barraclough:《世界史》,转引自齐世荣:《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世界历史是以世界整体为研究对象、以揭示整体运行过程和规律为目的、以整体观思想为理论方法的一门学科。与以往世界历史学科不同的是,这里所说的世界历史仅指具有整体意义的那一部分历史过程。在当今世界整体化、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的条件下,建设一门以整体研究为特征的世界历史学科,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体现了当今社会的时代精神,也实现了世界历史学科的深刻变革。对于如何反映这个新形式的世界历史的需要也就显得越来越迫切了。这是一种实际的需要,尤其是从教学的角度来看,在当今这样构成的世界里,世界历史不再是一种由过去的事件所构成的历史所要达到的虚伪的目的,而是需要在历史中并通过历史来加以证明的活生生的经历。然而,越是强烈地相信需要用全球的整体眼光去看待世界历史,历史学家便越容易感受得到撰写这种《世界通史》的大学教材,其过程中所包含的问题和实际的困难。时至今日,对撰写具有全球意义的《世界通史》大学教材的努力,并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
　　在国内,以前的世界史教学模式是把国别史、地区史及一些专门史都涵盖在世界史教学之内,使世界史的教学界限显得十分模糊。前苏联把《世界通史》体系变成从古到今世界上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社会领域的发展过程的学科,过分夸大了世界历史学科的研究范围,把世界历史混同于整个历史学。这也是很不恰当的。世界历史仅仅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它承担整个历史学的庞大的任务。
　　而且,在实践上,这种看法导致的最终结果是把世界历史写成了国别史、地区史的简单堆积和拼凑。其结果—59—是把历史降低为一些泛泛而谈,含糊不清的结论;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虽然教材越编越厚,但只不过罗列了大量的未经仔细整理,而且毫无关联的有关事实的知识。事实证明,这样的《世界通史》教材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类教材不是起促进的作用,而是起到消极的作用,不是鼓励学生去研究探索尚未解决的重大历史问题,而是造成学生对一系列众所周知的事实的全盘继承。
　　吴于廑先生硕学通识,在80年代就亲自了撰写了系列长篇论文(论文分别刊于《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研究世界历史要重视横向发展”,《光明日报》,1984年11月21日;《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世界历史》,1993年第1期)。竭力倡导对世界历史的宏观研究和整体研究,明确提出世界历史是“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注:见吴于廑先生撰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世界历史”词条)。只可惜,先生仙逝之后,这方面的研究后继乏人,未能继续深入下去,乃至今日人们对世界历史学科的一些基本问题仍感困惑。
　　比如:世界历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整体?世界历史应该由哪些内容构成?世界历史学科与历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有何区别和联系?世界历史的学科界限和学科特点应当怎样确定?这些问题如不解决,世界历史就不能根本走出国别史、地区史汇编这一“怪圈”。尽管人们企望编一本整体的历史,可写出来的却是部分的简单相加。这就是目前的情形。国外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虽然历史学家们做出了不少努力,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比如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等,仍然带有国别史汇编的明显痕迹,并未建立世界历史学科的理想模式。正像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那样:“人们一方面都认为世界史是,或者应当是完全不同于国别史拼凑物的东西,应当用不同的精神和方式来展开研究,但如何建立这样的历史学,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7页。)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头脑中存在的陈旧的整体观思想。我们知道,近代科学在分析还原论的基础上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性成果,但分析还原论却导致了近代机械论的整体观。这种整体观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可以用数学方法测定和计算的具有广延、形状、重量的物体,世界就是万事万物的总和,所以整体是可以分解为部分的,是部分相加的结果。
　　整体的复杂运动也可以被还原成部分的简单运动之和。(参见伊·普里戈金、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序言部分。)这种思想在科学界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对各门科学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历史学也不例外。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十分习惯地认为,世界历史可以分解为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历史,所有的国别史、地区史加起来就构成了世界史。这样的世界史过去能够令人满足,是因为它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增加了历史学的知识量。但在国别史、地区史着作日益丰富、不断涌现的今天,这样的世界着作就不能令人满意了。因为人们读了它之后,不仅没有建立起世界历史的整体概念,甚至也没有获得比国别史、地区史着作更多的历史知识,不能揭示整体的总进程、总面貌、总趋势、总特征,因此就落后于时代,不能再适应社会的需求。
　　要克服旧的整体观思想,建立一门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的《世界通史》教学体系,就必须用现代整体思想来指导我们的研究。现代整体思想是建立在系统科学基础上的新的整体观,这种整体观认为:客观事物是以整体的方式存在的。整体不是简单地由部分组成的,而是由部分之间错综复杂的网络联系以及整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关系合成的。可以说,在当今世界整体化趋势不断加强的情况下,运用现代整体思想来进一步完善和改进世界历史学科的建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出路。从现代整体思想出发,我们对世界历史学科的定位可以获得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对世界历史学科的一些基本问题也可以作出一些新的表述。
　　总而言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站在塔里木盆地与站在泰晤士河畔去看待世界历史这两种立场会大致相同。人类得益于航天科技的进步,今天能够从地外,从宇宙空间看我们居住的家园,发现地球像一个蔚蓝色的玻璃球悬在太空。这就是至关重要的宇宙眼光,研究世界历史正需要这种博大眼光。我们只需要从这个事实的背景中认识到,站在北京与站在开罗、巴黎、纽约和莫斯科来看待世界史,其结果无疑是不会完全相同的。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世界历史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世界历史学科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吸取现代科学方法论中的最新成果,着重采纳现代科学思维中的整体思想作为主要的方法论原则。现代整体思想主要体现在一般系统论、系统哲学、协同论、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网络理论、自组织理论、混沌学等理论中。这一思想的实质是把研究对象当作是不可分割的、自组织的、相对独立的整体,通过考察整体内部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以及整体与其外部环境在物质、能量、信息上的不断交换,来揭示整体的复杂的、不平衡的、非线性的运动变化过程。此外,跨学科研究、比较研究、计量研究等也是世界历史学科应当重视的研究方法。
　　在历史研究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当历史主义困于本身的内部问题而丧失生命力时,马克思主义为取代历史主义而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完整体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西方史学界也曾经做出过种种努力,其中包括克罗齐(B.Croce)把历史解释为“自由故事”和汤因比(A.J.Toynbee)把历史看作是“向越来越高级的宗教的不断演替”,(参见B.克罗齐:《历史是自由的故事》;A.J.汤因比:《历史研究》,AStudy ofHistory,上海人民出版社)试图建立普遍的概念来否定费尔希(H.A.L.Fisher)的着名论断,即他所说的在历史中看不到“节奏”和“模式”,只有“一个接一个出现的突然事件,就象一个浪头盖过一个浪头那样”。
　　(参见H.A.L,费尔希:《欧洲史》,H.A.L.Fisher,AHistory of Europe,前言部分。)他们的这些努力都缺乏完全的说服力,因为他们没有一个能够逃脱被指责为主观主义或相对主义的命运。(参见H.S.休斯:《意识与社会》H.S.Hughes,Consciousneso and Ssociety,纽约,1958年版,第226-227页)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则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从五个主要方面对历史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把历史学从孤立的,主要以政治为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研究。其次,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使史学工作者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世界历史当作整体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且在这个前提下研究文化、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历史。第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促进了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的作用。第四,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结构观念以及他对阶级斗争的研究,不仅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特别引起了对研究西方早期资产阶级社会中阶级形成过程的注意。第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重新唤起了对历史研究的理论前提的兴趣,以及对整个历史学理论的兴趣。马克思认为,历史既是服从一定规律的自然过程,又是人类自己写作和上演的全人类的戏剧。(参见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27页。)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学模式”。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忘记强调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是“研究的指南”,而不能代替研究。他们不赞成庸俗的唯物主义。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经济因素”虽然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却“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政治观念、宗教、法律和哲学在适应于某种经济状况下一旦形成,便会演化出自己的逻辑,而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四,第477-479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主张对历史研究的方向应当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科学的、开放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但是,如果把它神化、封闭化、简单化,变成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用经济决定论来研究世界历史的教条和模式,势必会成为世界历史研究无形的桎梏,这种大而化之的“规律性研究”,势必将生动具体的世界历史扭曲变形。
　　历史是今天和昨天的对话,是今人和逝者的沟通。作为历史研究的主体,历史学家扮演着解释者的角色。回顾20世纪中国世界史研究,不能不反思历史学家群体自身。总结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历史学是一门积累性极强的学科,只有在既有的基础之上才有前进的起点,只有在现有的学术高度上才能不断地向上攀登。因此,20世纪世界史学科已取得的进步必将为21世纪世界史学科的繁荣奠定学术基础和积累之功。尽管其发展还有很多不足,略显单薄。但没有它,我们也就无法跨进崭新的21世纪,我们正是在它的学术沐浴和滋养下走进新世纪。历经磨难的中国世界史研究,能有这样的发展时段和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自然也令人感慨万千。几代学者呕心沥血、筚路蓝缕铺就了20世纪世界史学术不断进步之路。
　　今天我们在推进21世纪中国世界史学的发展进程中,不断不把视线移向作为世界历史研究的主体———历史学家。这支队伍数量的多寡,知识结构和精神状态等等均在影响未来世界历史学的发展。在这代际更迭、新老交替之时,新一代的世界史学研究队伍理应薪尽火传,承继传统,踏实向前,肩负起推进中国世界历史学发展的重任。《世界通史》大学教材的编写,正是关系到我们培养史学新人的问题,其意义已不言自明。
　　(四)充分发挥研究成果的积极作用。理论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指导实践,要将研究成果进行有效地宣传与应用,这一方面有利于指导妇女参政的实践,为国家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提供依据,另一方面也为今后的妇女参政研究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
　　(五)在研究方式上还应注重循序渐进,应预测目标,进行总的目标规划。就近而言可以在探讨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建立妇女参政的指标体系,稍远的就加强两性在政治思想和行为上的对比研究,其后构建学科框架,最终创立以研究妇女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妇女政治学”。
　　参考文献:
　　[1]侯志明.关于妇女参政理论研究状况及趋势[A].熊玉梅、刘小聪、曲雯.中国妇女理论研究十年(1981-1990)[C].中国妇女出版社,1992.
　　[2]徐伟新.关于妇女参政研究综述[M].中国妇女研究年鉴(1991-1995),中国妇女出版社,1997.
　　[3]欧阳洁.女性与社会权力系统[M].辽宁画报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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