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再度火热 灰色金融规模庞大 
　　记者调查发现， 
民间借贷这种古老的直接融资形式，在我国农村地区仍然有着巨大市场。尤其是在湖北、江西等“三农”问题比较突出的省份和浙江、江苏等民营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受税费改革、金融改革和宏观调控等因素影响，一度有所缓和的民间借贷又活跃起来，且规模庞大。 
　　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前不久对20294个农户进行的调查显示，通过民间借贷获得的贷款占这些农户贷款总数的69.41％，平均每户为1008.56元。据测算，我国农户一年从民间获得的贷款高达2000多亿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专家黄孝武说，我国农村民间借贷规模已远大于正规信贷规模，并正以每年20％左右的幅度快速增长。国际农业基金的一份报告曾明确指出，中国农民来自民间金融市场的贷款是来自正式信贷机构的4倍。湖北省农调队去年对3300个农户进行监测的结果显示，农民一年里向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借款占借贷总额的比例超过50％。 
　　民营经济领域是民间借贷的活跃区。采访中一些专家透露，2000年以来，全国企业间直接拆借或借贷的金额每年不低于1000亿元。在一些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企业间特别是民营企业间临时拆借、个人间直接借贷，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在这些城市的中小企业资金来源总额中，80％左右来自民间金融。 
　　去年3月以来，温州市民间借贷利息和发生额都不断攀高。平均月息从8‰月月攀升，已突破15‰，最高的甚至达30‰。仅去年5月，民间借贷发生额就有6492万元，比上年12月增加964万元，增幅近18％。目前，温州民间借贷资金在中小企业运作资金总额中的比重已从2004年初的6％回升到10％以上，民间借贷规模估计超过200亿元。 
　　金融盲区盲点增多 企业农民求资若渴 
　　湖南省委党校副教授詹花秀认为，从上世纪90年代起，农村金融机构大量撤并，各大商业纷纷从“规模不经济”的农业信用领域退出，现在金融机构为农民服务的覆盖面不足农户总数的20％，农村地区的金融盲区越来越多；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则是各金融机构眼里的“二等公民”，成为城市金融中的盲点。 
　　据了解，从1998年至今，四大国有商业共撤并3万多个县及县以下机构。工农中建四大行已基本取消了对农业的放贷。农业作为我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由于定位和功能的狭隘，无法发挥正常的支农作用。作为“三农”信贷“主力军”的农信社，服务网点有限，信贷投放不足，支农明显力不从心。有统计资料显示，农户从正式金融机构得到的贷款占其借款总额的比重，1985年以前约为40％，下降到了近年的大约只有20％。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借贷便得以在农村壮大。 
　　以湖南省的一个市为例，其下辖的7个农村县（市）金融服务网点，2004年比2000年减少了101个。农业剩下的51个营业所，大部分相当于储蓄所的职能，只揽存不放贷；支行也存在职能弱化的情况，有一家县支行5年来只发放贷款30万元。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企业、农民都是靠亲朋好友凑钱借钱，甚至靠高利贷来搞经营、搞生产。 
　　江西省1998年以来金融机构从县域地区撤并的营业网点达2790多个，不少乡镇成为金融盲区。当地人行的一份调查显示，某县金融部门每年只能提供信贷资金1亿多元，而同期的资金总需求量达到5亿元。目前，这个县的个人借贷只有15％得到满足；企业借贷只有20％被授信，能得到贷款的只有7％，而且被严格限制了用途。因经营资金紧缺，县城的30家企业一年要有5至7次民间借贷行为。 
　　我国个体私营经济中99％是中小企业，却很难从获得贷款，近80％的中小企业资金短缺，求“资”若渴。湖北省企业调查队的一份调查显示，有70％的中小企业把“融资难”选为首难，希望“从获得长期或短期贷款”的认同率高达61％。而普遍存在着所有制和地区歧视，2002年上半年，武汉地区金融机构累计投放的1025亿元资金中，只有27.53亿元投向了中小企业，仅占2.69％。 
　　记者在武汉光谷采访时，这里的许多民营高科技企业为贷款之难叫苦不迭，不少企业称迫不得已从民间融过资。武汉光谷的一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的财务副总监汪先生说，去年初国家宏观调控，停止给他们贷款，公司一下子陷入资金紧缺状态，如不跟进投入，企业将损失惨重。后来他们只有以4000平米的厂房和设备抵押，向一家投资公司借了1000多万元解燃眉之急。 
　　无序交易纠纷频发 负面效应不容忽视 
　　民间借贷作为游离于监管之外的“灰色”交易行为，很容易成为非法吸储放贷的私人钱庄和组会。在浙江省宁海县，“抬会”、“标会”等民间金融组织十分活跃。据当地银监办调查，参与各种组会的人数接近全县人口的7％。由此引发的民事纠纷也明显增加，去年宁海县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约有200起，占了所有执行案件的30％左右。温州市民间借贷有一种职业中介称为“银背”、“呈会”，前者为联系资金供给与需求的中介人，后者为邀集若干亲朋参加、筹集会金轮流交会员使用的资金互助组织。温州曾对瑞安莘藤区作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在这个区的30个行政村中，平均每村都有一个“银背”在活动。 
　　在武汉市，许多典当行、寄售商行都暗中开展吸存和放贷等金融活动。汉口前进四路被称为“典当寄售一条街”。这条街上有典当行、商品调剂行和寄售行数十家。记者暗访时发现，有不少从事违法融资行为。据业者透露，有的大行吸存和放贷金额以百万元计，甚至高达上千万元。事实上，全国许多省市都曾发生过典当行、调剂寄售商行高息揽储、违规发放信用贷款的大案。去年6月底，温州泰顺县查封的一处大肆吸储放贷的非法典当机构，其90％以上的贷款都是只凭一纸借款契约或借据进行的，没有正规的借贷合同，也很少有抵押、担保措施。 
　　天津社科院教授陈柳钦说，民间金融的确对促进地方经济，解决个人、企业生产及其它急需，弥补金融机构信贷不足，加速社会资金流动和利用，起到了拾遗补缺的正面作用。但如今民间借贷行为已演变成一种群体性的社会游资行为，其负面效应显而易见。 
　　一是影响社会安定。民间借贷手续简单、缺乏必要的和适用的法规支持，容易引起纠纷；民间借贷涉及人员广泛，且多发生于社会基层，一旦发生欠债不还，容易发生暴力收款行为，民间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追债公司。 
　　二是影响国家货币政策实施。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价格由国家确定，而民间借贷的利率是双方自发商定，两种定价方法存在天然矛盾。且民间借贷大都是在资金需求紧张迫切，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发生，基本上是一个卖方市场，利率水平通常畸高，民间借贷形成的货币流量也难以预测和控制。 
　　三是加重企业负担。民间借贷一般是高利贷，受高息负债带来的有限效益制约，企业往往得不偿失。支付不起到期债务时，不得不再通过新的高息借贷来偿还旧债，使企业资产被挖空并形成恶性循环。 
　　四是危害正规金融体系的收益性和流动性。在民间借贷活跃的区域，吸收存款相应困难。目前我国金融机构并未根本摆脱“以存定贷”的模式，资金来源决定资金运用，资金运用决定资金收益。大量存款流失到民间